在首尔江南区某栋玻璃幕墙大厦的27层，新来的实习生正屏息凝神，为部长递上一杯手冲咖啡——温度、浓度、甚至杯柄的朝向都有不成文的规定，不远处，两位次长在茶水间“偶遇”，三言两语的寒暄里藏着关于晋升名额的试探，而在紧闭的会议室里，一场决定下半年预算分配的“战争”刚刚开始，有人将Excel表格化作武器，有人将季度报告写成檄文，这不是什么企业内训视频，而是韩剧中经典办公室“业务”的浓缩切片，当韩剧将镜头对准钢筋水泥的职场丛林时，它呈现的远非光鲜的行业剧外壳，而是一部关于现代人如何在规则、人情与生存间周旋的微观政治学。
所谓办公室“业务”，早已超越了岗位说明书上的KPI，在《未生》那座压抑的贸易公司楼里，张克莱作为唯一的高中文凭者，首先学习的不是外贸流程，而是如何“存在”：何时低头、何时开口、如何读懂会议室里一个眼神的交锋、怎样在午餐座位选择中站对队伍，他的导师吴科长传授的第一课残酷而真实：“完生（完美存活）比完胜更重要。”业务能力只是入场券，真正的考验在于处理那些无形却坚硬的办公室规则与人际网络，同样，在《金科长》中，财务经理金成龙的“业务”核心并非做账，而是如何在派系倾轧的TQ集团里，像走钢丝一样平衡各方势力，甚至以滑稽荒诞的方式，将严肃的腐败调查变成一场职场生存真人秀，这里的“业务”，是情报的收集与交换，是弱关系网络的搭建与维护,是在正式制度缝隙中游走的非正式生存智慧。
这种办公室政治，往往以高度仪式化的日常场景展开，晨会上的发言顺序，邮件抄送名单的先后，聚餐时斟酒的礼节，乃至对上级称呼的微妙转换（从“科长님”到“哥”的时机），无一不是权力语言的书写，韩剧精准地捕捉了这些细节，并将其戏剧化。《迷雾》中电视台主播高惠兰的战场，是新闻编辑室的选题会，她的“业务”是在男性主导的话语场中，用更精准的新闻嗅觉、更尖锐的提问角度、以及无懈可击的妆发与仪态，构建起不容置疑的专业权威，将性别劣势转化为冷峻的竞争力，每一次直播，都是一次权力的巩固与宣示，而《黑话律师》则揭开了更暗黑的层面，当办公室与律政、财阀犯罪交织，所谓的“业务”便异化为谎言、构陷与暴力,职场法则沦为赤裸的丛林法则。
韩剧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满足于展现丛林法则，更致力于追问法则的成因，并试图勾勒抵抗的路径，办公室“业务”的盛行，根植于韩国社会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上下关系，상하관계）、强调集体和谐的“我们”文化（우리 문화），以及高度内卷的竞争环境。《我的解放日志》中的廉氏三姐弟，在首尔与郊外通勤的疲惫中，在被“部长”眼光审视的压抑中，面临的正是这种系统性的窒息，他们的“业务”，是一种精神上的消极抵抗——试图在心灵上“解放”，寻找“不讨好任何人也能活下去”的可能性，这种从内部开始的“躺平”或觉醒，虽无力改变结构,却是对异化职场最温柔的背叛。
为何观众，尤其是东亚观众，会对这些办公室“业务”的描摹如此着迷，甚至心有戚戚？因为它提供了双重镜像：一是认知的镜像，将我们习焉不察、难以言说的职场暗流编码为清晰的剧情冲突，让我们得以审视自身处境，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二是情感的镜像，主人公的挣扎、委屈、妥协与偶尔的胜利，完成了观众的情感代偿与压力宣泄，看《未生》时，我们与张克莱一同吞咽委屈；看《金科长》时，我们借他的滑稽颠覆获得短暂的解构快感，韩剧职场剧,因而成为一个安全的情感演练场和一套精密的社会解码器。
从《未生》的写实到《金科长》的诙谐，从《迷雾》的冷峻到《我的解放日志》的哲思，韩剧透过“办公室业务”这面多棱镜，照见的不仅是首尔写字楼里的悲欢，它映射的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个体被抛入庞大科层体系后的普遍困境：如何在实现组织目标与保全自我尊严之间，在遵守明文规则与理解潜规则之间，在竞争与协作之间，找到那条狭小的生存通道，那些发生在格子间、会议室、茶水间的故事，最终叩问的是我们所有人——当工作定义了我们大半人生，我们该如何在其中安放自身，又不至全然迷失？韩剧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通过一幕幕鲜活的“业务”场景，让这个问题始终悬置，并闪闪发光，而这，或许就是它能跨越文化，引发深层共鸣的真正“业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