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碗,永远是满的，又仿佛，永远是空的。
我的十一岁,像被钉在了姑父家那张老旧的八仙桌旁，每到周末，母亲总会把我送去，说是让我“改善伙食”，姑父是个沉默的厨师，他的战场在厨房，他的爱，似乎全盛在一只只碗里，那只专属于我的青花大碗，敦实厚重，每次出现都堆得像座小山——油亮的红烧肉颤巍巍地垒在最上头，底下是浸透了汤汁的米饭，边上还得挤进去半颗卤蛋，几棵烫青菜像是事后想起的点缀，碗沿烫手，热气混着浓油赤酱的香味直扑脸颊。
“吃。”姑父就这一个字，然后在围裙上擦擦手，点一支烟，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我，他的目光有重量，沉甸甸地压在我的筷子上，我必须吃，努力地吃，腮帮子塞得鼓胀，咀嚼肌发酸，可那碗里的东西，像是会生长，肉刚少下去一层，不知何时，又一勺油汪汪的汤汁浇了上来；饭还没见底，小半碗新的又扣了进去，我像是在挖掘一座永远挖不完的米肉之山，胃里早已撑得生疼，变成一种沉坠的、闷胀的负担，但碗，依旧是满的。
我那时不懂,只是觉得惶恐，继而生出一种隐秘的怨愤，我偷偷叫他“喂不饱的姑父”，我以为他的“喂不饱”，是我的胃口永远追不上他填塞的速度，直到很久以后，当我也开始笨拙地试图用食物去表达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时，我才骤然明白，那个“喂不饱”的，或许从来不是我。
姑父的故事,是母亲后来零零碎碎拼凑给我的，他年轻时，经历过真正的、刻骨铭心的饥饿，那是一种掏空脏腑、啃噬尊严的匮乏，是看着粮缸见底、野菜挖尽的恐慌，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肚子里有食，心里才不慌。”饥饿在他生命里凿下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后来日子好了，黑洞还在，张着幽暗的嘴，他填进去米，填进去肉，填进去所有看得见的热量，可那空洞的风声，依旧在响，他喂的，是那个蜷缩在记忆角落、永远捂不暖的自己，而我，一个正值发育期、被送到他眼前的孩子，恰好成了那个黑洞最直观的投射对象，他看我，仿佛在看另一个时空里那个饥肠辘辘的少年，他拼命想喂饱“他”，用今天触手可及的一切，去安抚昨日无望的呻吟。
这便构成了我们之间最深刻的错位,他给予的是对“生存”的极致补偿，是穿越时空的救赎；而我，一个在物质相对充裕年代长大的孩子，需要的是“生活”的轻盈，我想要的可能只是一句“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吗？”的闲聊，是一个允许我放下碗说“姑父我真的饱了”的轻松笑容，是一种超越了肠胃容量的、精神上的看见与交流，可他给不了，他的爱，被饥饿的记忆塑了形，是实心的、结块的、不容分说的，必须通过“吃下去”这个动作来完成确认，我吃下的每一口，在他那里，都是一次对过往幽灵的驱魔仪式；而在我这里，却堆积成越来越难以消化的隔阂。
我们相对无言,只有筷匙碰碗的叮当，和咀嚼的声音，沉默里，两套关于“饱足”的密码在激烈地交战，却从未被彼此破译，我想，这就是情感中最常见的悲剧：我们捧着自己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踉跄着奔向所爱的人，却绝望地发现，彼此站在完全不同的维度上，他要给我一个坚固的、永不陷落的物质堡垒；而我，只想要堡垒的窗台上，开出一朵能被风轻轻吹动的小花。
后来我离家读书、工作，去姑父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的背渐渐驼了，像一张被岁月拉满又松了弦的弓，但他依然做饭，给我的碗，依然堆得冒尖，只是我不再对抗了，我会坐下来，慢慢地吃，和他讲讲外面的世界，说说他可能并不理解的工作烦恼，他大多时候只是听着，“嗯”一声，然后说：“多吃点，这个有营养。”我们之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隔着截然不同的恐惧与渴望，最终达成了一种和解——不是理解后的水乳交融，而是承认了那条鸿沟存在后的、带着温情的相望，我知道我永远填不满他那个来自历史深处的饥饿黑洞，他也终于稍稍接受，我这个“新人类”的“饱”，有着和他不一样的刻度。
前年回家,去看他，他老了，动作慢了，但还是要下厨，那天，他颤巍巍地又要给我的碗堆小山，我轻轻按住他的手，笑着说：“姑父，我自己来，您看我这么大了。”他愣了一下，手松开，混浊的眼睛看了我半晌，终于也扯出一个笑纹：“好，自己来……要吃饱。”
那一刻,我心里蓦地一酸，我们都在学习，学习如何正确地爱，如何不让自己生命的残缺，成为所爱之人甜蜜的负担，那个十一岁的、坐在八仙桌旁对着满碗饭菜发愁的小男孩，和眼前这个白发苍苍、依然固执地想用食物构筑安全感的老人在时光里重叠，我终于懂得，有些“喂不饱”，无关胃口，关乎时代在个体灵魂上烙下的印记，关乎那些我们拼命想传递却总是失准的情感。
我拿起碗,给自己盛了适中、温热的一碗饭，这一次，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他，我知道，我们都饱了，以一种超越饭桌的方式，那满桌的菜肴，那空了的碗，那横亘其间数十年的沉默与喧哗，终于都化成了记忆里一道复杂而深长的滋味，哽在喉头，暖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