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那条不准穿衣服的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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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在家不准穿衣服,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赤身裸体,而是母亲定下的一条关于“真实”的家训——脱下所有社会性的伪装,做最本真的自己,家,在她眼里,是灵魂可以赤诚相见的地方。

童年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我只知道,放学回家后,我可以甩掉紧绷的校服,踢开拘束的皮鞋,穿着最旧的棉布背心,光着脚在木地板上跑来跑去,母亲在厨房做饭,哼着不成调的歌;父亲靠在旧沙发里,读一本边角卷起的书,眼镜滑到鼻尖,空气里有油烟的暖香,还有那种无需为任何形象负责的、茸茸的松弛感,那是一种被允许“不成样子”的安全感,母亲说:“在外面,你是学生,是别人的同学,你需要‘穿’上礼貌、规矩、用功,回到家,把这些都脱掉,累就是累,想哭就哭,想发呆就发呆,这里准许你‘想做就做’。”

这条家规,起初庇护的是孩子天性的舒展,我可以因为一道题做不出而烦躁地大喊,也可以因为看了一本好书而兴奋地满屋子转圈,不必担心被说“不稳重”,家,成了我情绪最原初的“试衣间”,所有真实的皱褶,都能在这里被熨帖地接纳。

随着年龄增长,我愈发体会到这条家规更深的分量,它要我们脱下的,何止是外衣,更是那些无形的、却更沉重的“衣服”。

第一件,是“虚荣的外套”,母亲厌恶一切虚浮的炫耀,家里来了客人,她从不让我们刻意展示奖状或成绩,餐桌上也永远是家常菜色,她说:“用华丽装点门面,心里反而会漏风,实在的砖瓦,才能盖出不怕雨的家。” 这让我学会区分“拥有”与“炫耀”,在往后的人际交往里,多了一份不去攀比的底气。

第二件,是“伪装的铠甲”,父亲中年时,曾遭遇事业上不小的挫折,那段时间,他回到家,常常一言不发,眉间锁着深深的疲惫,但他从不强颜欢笑,扮作无事发生,他会直接对母亲说:“今天很难。” 母亲便默默给他倒一杯茶,坐在他身边,没有空洞的鼓舞,只有安静的陪伴,这种被允许“脆弱”的接纳,反而成了他最大的力量源泉,他后来告诉我:“在外面,你必须像个战士,但回家,你可以承认自己受伤,承认,才是愈合的开始。”

第三件,是“社交的面具”,我们家人之间说话,从不绕弯子,意见相左时,可以激烈争论,但绝不攻击彼此的人格;心存感激时,会直接说“我爱你”、“谢谢你”,不会觉得肉麻,这种直来直往,剥去了社交辞令的糖衣,让关系的底色清晰而牢固,我知道,当我“赤裸”地表达愤怒或爱意时,接住的,不会是另一个更精致的面具,而会是另一颗同样真实的心。

“在家不准穿衣服”,本质上是建立了一个高度信任与坦诚的“心理裸体空间”,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默契,它意味着,你要将自己的不完美、私密的情感和盘托出,同时也要以最大的宽容去接纳家人的全部,这个过程,如同剥洋葱,难免会流泪,但最终触及的,是生命最核心的鲜甜。

这让我想起安徒生童话里那个“皇帝的新装”,全世界的大人都穿着那件看不见的“衣服”,维持着虚伪的体面,只有一个孩子喊出了真相,我的家,就像努力去扮演那个孩子的角色,在内部的方寸之地,率先戳破虚妄,拥抱真实,眼泪不是软弱,失败无需遮掩,梦想可以被嘲笑但更会被认真倾听。

我已离开家,独自生活,但这条家规,已内化为我心灵的底色,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关上公寓的门,我会下意识地做一个“脱衣”的动作——卸下职业性的微笑,放下对外界评价的过度在意,允许自己疲惫、无聊,或做些毫无“意义”却让自己快乐的事,在这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我实践着另一种“想做就做”:可能是深夜突然想画画,也可能是周末一整天什么都不做,这种对自己真实需求的尊重与满足,是家规赠予我最好的成年礼。

在社会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我们不得不穿上各式各样的戏服,扮演被期待的角色,但家,应该是后台,是化妆间,是那个能让我们彻底卸妆,面对镜中那个或许有雀斑、有倦容,却无比熟悉的自己的地方。

“不准穿衣服”,或许是人类对“归属感”最极致的想象——在那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足够的得体;你的真实模样,就是被爱的唯一理由,这条看似古怪的家规,铺就的,其实是一条让我们在纷繁世界里,得以安然返航、找回自己的归家之路,它守护的,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居所,更是心灵最后、也最坚固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我们得以积蓄最原始的力量,重新穿上必要的衣衫,走向外面那个需要策略、需要演技,但内心已不再慌乱的广阔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