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国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从国际贸易到文化交流，从技术合作到人才流动，世界的脉络日益紧密交织，当我们习惯性地讨论“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时，一个隐含的预设往往悄然浮现：那个被接轨、被走向的“国际”，其内核与标准，似乎长久以来都由西方世界所定义和主导，我们提出“正东国际”这一概念，并非简单的地理方位指向，而是试图探讨一种新的可能：在全球化格局深度重塑的当下，东方智慧、东方模式、东方价值，如何从“被审视的他者”转变为“积极的构建者”，重新定义国际叙事与合作的新坐标。
“正东”，首先意味着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与确立，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某种程度上是一部非西方世界学习、追赶乃至某种程度上内化西方标准的历史，我们的教育体系、商业规则、城市景观乃至审美趣味，都烙下了深刻的“西学东渐”印记，这带来了进步与繁荣，但也在不经意间导致了某种文化自信的稀释，所谓“正东”，正是要拨开这层单向度的滤镜，正视自身文明源流的独特性与可持续性，它关乎我们如何重新阐释“和而不同”的相处智慧，如何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贡献于全球气候治理，又如何让“天下大同”的理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基石，这不是狭隘的回归传统，而是以现代视角，对东方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成为可供全人类共享的思想资源。
“正东国际”体现在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路径自信上，过去几十年，东亚地区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的现代化路径，强有力的政府引导、对基础设施与战略性产业的长期投入、高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对稳定秩序的强调，构成了所谓“东亚模式”的核心特征，这条道路在应对金融危机、推动工业化、完成减贫奇迹等方面展现了惊人的效能，当西方世界内部面临增长乏力、社会撕裂、制度僵化等诸多挑战时，东方的实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参照。“正东国际”，意味着我们开始系统地总结、提炼自身发展经验中的普遍性成分，自信地参与全球发展话语的塑造，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越“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选项，这不仅是经济实力的外溢，更是发展知识、制度知识的输出。
“正东国际”预示着全球合作议程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向，将融入更多东方视角与优先项，传统的国际议程，如金融稳定、贸易自由、防扩散等，固然重要，但东方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所深切关注的议题——如消除绝对贫困、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公正的绿色转型、维护网络空间主权、推动包容性数字化——正获得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所强调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正是将发展权置于核心的国际合作实践，它补足了全球化中“流动”与“连接”的短板，更注重实体经济的根基与民生福祉的提升，这种以发展为导向、以实体建设为抓手的合作逻辑，正是“正东”思维在国际关系中的生动体现：务实、包容、着眼于长远的基础构建，而非零和博弈或短期利益交换。
倡导“正东国际”，绝非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制造东西方之间的新对立或试图简单“取代”，其精髓，在于“校正”与“平衡”，它旨在矫正长期存在的、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使全球化的舞台真正成为多元文明合唱的殿堂，而非单一文化的独奏，这是一个从“接轨”到“铺轨”，从“融入”到“塑造”，从“学习者”到“共建者”的深刻心态转变，它要求东方世界不仅在经济体量上，更在知识生产、规则制定、价值传播上，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贡献独特的方案。
这个过程必然伴随阵痛与挑战,内部，我们需要克服自我怀疑的惯性，深度挖掘并现代化自身的文化资源；外部，则需面对既有体系的惯性和可能产生的误解，通过持续、开放、透明的对话，增进理解，化解分歧，真正的“正东国际”，其成果应是更多的桥梁，更少的围墙；是更丰富的选择，而非更封闭的阵营。
“正东国际”指向的，是一个更加均衡、更加公正、也更可持续的全球未来，当东方不再只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而成为一股融合了古老智慧与现代活力、能够积极为世界提供解决方案的坚实力量时，人类共同的故事才会拥有更完整的篇章，这条路漫长而曲折，但方向已然清晰：走向世界，并以东方应有的姿态和声音，共同定义那个我们所有人共享的“国际”，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书写的“正东”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