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晃动起来时,世界反而安静了。
这种物理上的不稳定性,意外地成为了某种精神上的稳定器，在公交车、地铁、出租车或者私家车的副驾驶座上，随着车厢有节奏地摇晃，一种奇特的掩护就这样形成了，人们望向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或者低头盯着手机屏幕，而我在这些晃动的间隙里，悄悄成为了另一个人。
成年之后,我们很少有机会完全做自己，社会像一张精密编织的网，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的角色期待——职员、父母、子女、朋友，我们在这些角色间无缝切换，熟练得仿佛生来如此，只有在某些特定的、被掩护的时刻，那个被层层包裹的自我才会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呼吸一口没有被标签定义的空气。
车子的晃动正是这样一种绝佳的掩护,物理上的不稳定创造了一种心理上的安全区——既然整个空间都在移动，既然每个人都在这共同的摇晃中保持平衡，那么我脸上闪过的一丝疲惫、眼中掠过的一点迷茫、嘴角不自觉垂下的一抹真实情绪，都可以归因于这晃动，多完美的借口！是车在晃，不是我，是外界在动，不是我的心在乱。
我曾在晚高峰的地铁上见过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他被挤在门边，随着列车启动、刹车而前后摇晃，起初他努力保持着体面，整理被挤歪的领带，但当车子进入一段较长隧道，开始有规律地晃动时，他的肩膀突然垮了下来，就那么几秒钟，他的脸上卸下了所有职场人的面具，露出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然后隧道结束，光线重新照进车厢，他又变回了那个笔挺的、无懈可击的职场人，车子一晃一晃，正好掩盖了他那几秒钟的真实。
也有一次在长途巴士上,我旁边的女孩戴着耳机看向窗外，车子在盘山公路上左摇右摆，她突然开始无声地流泪，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她甚至没有抬手去擦，只是任由它们在晃动中被风吹散，是想起了某个无法挽回的人？是工作压力终于决堤？还是仅仅是累了的允许？我不知道，但当巴士到站，她擦干脸，深吸一口气，又变回了那个看起来一切正常的年轻女性，车子一晃一晃，正好掩盖了她的悲伤。
这些晃动的车厢成了现代都市人的移动忏悔室,没有神父，没有具体的告解对象，只有自己面对自己，在从一个角色转换到另一个角色的路途上，我们被给予了这宝贵的、介于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既不再是公司里的张总李主任，也还不是家里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就只是自己，一个没有前缀后缀的、赤裸的人。
更微妙的是,车子的晃动创造了一种集体匿名性，在所有人都随之摇晃的空间里，个人的小动作、小情绪被稀释在集体的物理反应中，你可以偷偷抹去眼角的泪而不被发现，可以对着窗外发呆而不用担心被问“怎么了”，可以在手机便签里打下永远不会发送的文字，可以让思绪飘到任何地方而不用担心被拽回现实。
我想起小时候坐的绿皮火车,那种“况且况且”的节奏比现在的高铁更有掩护效果，漫长的旅程中，陌生人会交谈，会分享食物，会讲述一些可能永远不会对熟人讲的故事，因为知道一下车就各奔东西永不再见，反而能够卸下心防，车子的晃动和旅程的临时性共同构建了一个安全的过渡空间。
如今的车速更快了,行程更短了，但我们依然在寻找那些能够被“一晃一晃正好掩盖”的时刻，也许不仅是交通工具，生活中的许多“晃动”都在提供类似的掩护——浴室里哗哗的水声，深夜办公室的键盘敲击声，清晨公园的跑步脚步声，酒吧里隐约的背景音乐，这些有节奏的、重复的、可以归因于外界的声响与动作，都成了我们偷偷做回自己的掩护。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过渡空间”，指那些介于现实与想象、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间的区域。 Winnicott认为这种空间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它是创造力的源泉，是自我整合的场所，也许，我们这些在晃动车厢里寻找自我的人，正是在无意识中创造着自己的过渡空间——在从一个社会角色转换到另一个的途中，给自己留出一段不属于任何角色的空白。
但最让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掩护才能做自己？为什么真实只能在晃动的间隙、在噪音的掩盖下、在转瞬即逝的匿名状态中偷偷出现？这或许揭示了现代生活的一个核心困境——我们建立了高度连接的社会，却让真实自我的表达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拥有了更多表达渠道，却越来越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
车子停了,到站了。
我从晃动的思绪中回过神来,整理了一下并不凌乱的衣服，检查了一下表情是否已经调整到适合下一个场景的模式，车门打开，我汇入人流，又变回了那个有着明确社会定位的人。
但我知道,在下一个晃动的车厢里，在下一段被掩护的旅程中，我还会回来，回到那个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表演、不需要符合任何期待的自己，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需要借用车子的晃动作为掩护。
因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这些被一晃一晃掩盖的碎片，拼接成了我们完整的、多维的、真实的人生，它们可能不会出现在任何简历上，不会被写进任何年终总结里，但正是这些瞬间的真实，让我们在扮演各种角色的间隙，记得自己究竟是谁。
车子又开始晃动了,我看向窗外，让嘴角浮现一个没有任何社交意义的、纯粹给自己的微笑，在这个被掩护的瞬间，我完整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