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搬到这个老小区时，对门住着一位七十多岁的李大爷，每天清晨六点，他准时在院子里打太极，动作缓慢如云卷云舒，而我这个三十岁的“少爷”，通常凌晨三点才结束自媒体工作,上午十点前不会出现在阳光下。
我们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周六早晨，我正熬夜剪辑视频，李大爷的京剧唱段透过墙壁传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声音洪亮，字正腔圆，我敲开他家的门，尽量礼貌地说：“大爷，能不能小点声？我还在睡觉。”
李大爷从老花镜上方抬起眼睛：“年轻人，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我们那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了。”
这种对话在我们之间发生了无数次，我抱怨他大清早剁馅包饺子太吵，他批评我深夜点外卖不健康；我觉得他收集废纸箱占楼道不安全，他认为我三天不扔垃圾太邋遢，我们像是两个不同星球的生物,被迫成了邻居。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夜，我正在赶一篇关于传统手艺的推文，需要一些老物件的照片，想起李大爷家那些搪瓷杯、旧钟表,我硬着头皮敲开了他的门。
他正在修理一个旧收音机，桌上摆满了零件。“大爷，能借您家几样老物件拍个照吗？”
李大爷推了推老花镜：“你要这些破东西干啥？”
我解释了自媒体工作的性质，他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他是个钟表匠。”
盒子里有发黄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钟表的修理方法；有磨得发亮的小工具；还有几张黑白照片,上面是穿着长衫的年轻人和他的钟表店。
“这些能写进你的文章吗？”李大爷问,眼里有光。
那个晚上，我听他讲了两小时的故事，他的父亲如何从学徒变成师傅，如何在战乱中保护这些工具，如何把技艺传给他。“可惜啊，我儿子对这些没兴趣，他说修表不如写代码。”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他儿子是一类人——追逐新潮，忽视旧物，而李大爷守护的，不仅是一些旧工具,更是一段即将消失的历史。
我开始频繁拜访李大爷，他教我认各种工具，讲每件物品背后的故事，我把这些写成系列文章，意外地受到许多年轻人欢迎，读者留言说，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祖辈,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被遗忘的传统。
李大爷也变了，他不再一大早唱京剧，而是等我起床后，邀请我一起听，他说我写的文章让他儿子主动打电话回家，询问爷爷的故事，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奇妙的友谊——他教我耐心与坚守，我教他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如何视频通话。
有一天，我看到李大爷在院子里教几个孩子玩陀螺，那种需要技巧的传统玩具，在孩子们手中旋转出欢快的弧线，他脸上洋溢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灿烂。
“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都忙，没人教他们这些老玩意。”李大爷对我说，“你写的文章让不少人找我问呢。”
我们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我帮他整理老照片，制作成电子相册；他则是我每篇文章的第一位读者，我的自媒体账号开设了“传统与现代”专栏,专门记录像李大爷这样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故事。
昨天，李大爷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他家，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这是我爷爷那辈留下的东西，你看看有没有用？”
箱子里有民国时期的账本、褪色的旗袍、生锈的钥匙串,每一件都承载着时光的重量。
“你们年轻人总说‘文化传承’，我觉得啊，传承不是供在博物馆里，”李大爷轻轻抚摸那些旧物，“是让老东西活在今天的生活里，就像你写的文章，让年轻人愿意看，愿意听，这就成了。”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文化冲突从来不是年龄或时代的差异，而是是否愿意跨越理解的鸿沟，李大爷不是固执的老古董，我也不是轻浮的新人类，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他在向后传递记忆，我在向前探索可能，而我们相遇的这个点,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证明。
那天晚上，我在文章中写道：“在这个快消时代，有些东西值得慢下来守护，不是因为它古老，而是因为它连接着我们的来处，也指引着我们的归途。”
发送前，我把文章读给李大爷听，他点点头，递给我一杯刚泡好的茶：“写得好，不过明天你得早点起床，我孙子要来，我答应教他抖空竹，你也一起学学？”
我笑着应下，窗外的月光洒在那些老物件上，它们静默无声，却仿佛在诉说着：每一代人都曾是“少爷”，每一代人也都将成为“大爷”，而文化，就在这样的交接中,完成了它的轮回与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