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搬家整理旧物时,我失手打翻了母亲的桃木梳妆匣，暗红色的漆面早已斑驳，铜扣“咔嗒”一声弹开，旧时光的气味——樟脑混合着淡淡雪花膏的香气——霎时在午后的尘埃中弥散开来，在一叠泛黄的信封和褪色丝巾下，我的指尖触到了一个硬壳笔记本，深蓝色的封面，烫金的“工作笔记”字样已模糊，鬼使神差地，我翻开了它。
这不是工作笔记,娟秀而略显急促的钢笔字，密密麻麻铺满了纸张，第一页的日期是“1978年3月12日”，我出生前整整五年，那一天的日记只有一行：“车间的机器声像永不停歇的潮水，但我心里有一片更喧哗的海，广播里又在播那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想唱歌，想唱点别的，什么都行。” 我怔住了，1978年的母亲，在我所有的认知里，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工，后来是妻子，再后来是我的母亲，她的形象被“勤俭”、“坚韧”、“沉默”这些词语稳妥地包裹着，而这句话里那个心里有“更喧哗的海”、想“唱点别的”的年轻姑娘，于我全然陌生。
我盘腿坐在洒满阳光的地板上,一页页读下去，这本无意中滑开的“生命之门”，将我吸入一条我从未知晓的、属于母亲的隐秘河流。
我读到了她的爱情,不是父母后来相敬如宾的模式化叙述，1979年夏天，她写：“他今天骑车带我去了城外的河边，风把他的白衬衫吹得鼓起来，像帆，我们什么也没说，就听着水声，我偷偷摘了一朵岸边的雏菊，夹在本子里，这大概就是幸福的具体形状吧，轻盈的，有青草味的。” 那个会摘雏菊、感受幸福的少女，与后来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鲜少浪漫的母亲，如何重叠？我感到一阵轻微的心痛，仿佛窥见了时光是如何一点点磨损掉那些“轻盈”的。
我读到了她的恐惧与挣扎,1982年，我姐姐出生前夕，她写：“夜真长，肚子里的孩子一直在动，我怕，不是怕疼，是怕从此我就只是‘谁谁谁的妈妈’了，我的名字，会不会从此就消失了？” 这段直白的恐惧让我震撼不已，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母亲的角色是如此天经地义、坚不可摧，我从未想过，这个角色对她而言，曾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去迎接、并伴随着自我湮没忧虑的未知之门。
我读到了她的梦想,1985年，工厂工会组织文艺比赛，她偷偷报了名，唱了一首《军港之夜》，她写：“站在台上，灯光刺眼，看不清下面的人，但我唱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河边，风把衬衫吹成帆的时候，掌声很响，但下台后，科长笑着说：‘小吕，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不过下次还是把精力放在生产上。’ 心里的海，好像退潮了。” “心里的海退潮了”——这句话像一根细针，猝不及防地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我曾抱怨过母亲的平凡，抱怨她没有更广阔的视野或更成功的事业，却从未探问过，她那片“喧哗的海”是何时归于沉寂，又或许，从未真正平息，只是转入了地下，无声地灌溉了我们的人生。
日记在1987年戛然而止,那是我出生的第二年，最后一篇写于一个深夜，字迹有些疲惫潦草：“小家伙终于睡了，烧退了，抱着他，像抱着一团火，一团希望，累得骨头都散了，但看他睡梦里笑了一下，整个世界都亮了，我的海，大概变成了孕育他的羊水吧，这样也好。”
合上笔记本,夕阳已经西斜，给房间里的浮尘镀上金边，我坐在一片狼藉的旧物中间，泪流满面，那个梳妆匣的意外开启，那次“不小心”的滑入，让我穿越了三十多年的时光阻隔，真正触摸到了母亲作为一个独立、丰富、充满情感与思考的“人”的体温与脉搏。
我一直在门外,定义着她作为“母亲”的符号，而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门，看见门后那条丰沛的、激荡的、由梦想、爱情、恐惧与抉择汇聚成的生命河流，她的沉默，并非贫瘠，而是将一条汹涌的河流，深埋成了井，用最平静的水面，映照并滋润了我的天空。
我轻轻拂去笔记本封面的灰尘,将它郑重地放回桃木匣子，扣上铜扣的瞬间，我知道，有些东西再也不同了，我不仅是一个女儿，也成了一个母亲秘密历史的见证者与继承者，那条一度喧嚣的河流或许改变了河道，但它从未干涸，它流经岁月，终于流进了我的理解里，并将继续流淌下去。
母亲回家时,我带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