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仿佛推开了一个时间的阀门，尘埃在午后的光束里舞蹈，空气里悬浮着旧天鹅绒座椅、潮湿的木质地板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时间的甜腥气息混合的味道，这里，协和影院”，门楣上的招牌，字体早已斑驳，但轮廓依旧倔强，它不是一座豪华的现代化影城，没有巨幕，没有杜比全景声，没有爆米花机的轰鸣和咖啡的焦香，它静默在城市一隅，像一位被遗忘的旧贵族，衣着过时，却坐姿笔挺，守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我走进去,脚下是咯吱作响的地板，一排排深红色的丝绒座椅，有些破了洞，露出里面暗黄色的海绵，像迟暮美人眼角的皱纹，放映窗口黑着，像一只闭上的、疲惫的眼睛，墙壁上，曾经贴满海报的地方，只留下层层叠叠的、颜色深浅不一的印痕，那是《庐山恋》的红、《少林寺》的黄、《泰坦尼克号》的蓝被时光剥落后，留下的记忆的残骸，我试图想象它鼎盛时的样子：人声鼎沸，窗口排着蜿蜒的长队，票贩子在人群里低声穿梭，开场铃响，灯光暗下，一束光从背后的窗口射出，穿透黑暗，将另一个世界的悲欢离合，投射到那方如今已空无一物的银幕上，那时，银幕上每一粒跳跃的噪点，都闪着梦幻的光。
与协和影院相连的,是一个人的面容——老陈，他是这里最后的放映员，或者说，是它的守墓人，我第一次见他，他正用一块麂皮，仔细擦拭一台老式胶片放映机的齿轮，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情人的脸颊，机器叫“井冈山”牌，庞大的身躯沉默着，胶片盒空空如也。“现在没人用这个啦，”老陈的声音沙哑，像旧胶片摩擦，“都数字了，一个硬盘，什么都装得下。”他指着墙上一个褪色的手写排片表，“1982年春节，连放七天《牧马人》，场场爆满，过道里都坐着人，眼睛瞪得跟银幕一样大。”他说，那时的电影不是看的，是“过”的，人们带着全家老小，带着对遥远世界的全部想象，在这里共同经历两个小时的人生，笑声是集体的，抽泣是共鸣的，散场后人们的脸上都带着同一种满足的光晕，像刚刚分享完一个秘密，电影，是那个匮乏年代里最丰盛的精神筵席，而影院，就是神圣的殿堂。
协和影院,无疑曾是这座城文化生活的地标，它记录了几代人的第一次约会、第一次逃学、第一次为虚幻的故事泪流满面，它不仅是建筑，更是一个强大的“场域”，个人的私密体验被奇异地转化为公共情感，银幕上的英雄拯救世界，台下的人们共享同一种正义的快感；恋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黑暗中的年轻手汗涔涔地握在一起，它塑造了共同的审美、流行语，甚至价值观，它让孤独的个体，在光影的河流中，确认自己与集体的联结，时代的洪流远比任何胶片故事都更具戏剧性，家庭电视的普及，是第一次冲击；录像厅和VCD的泛滥，是第二次瓦解；而数字流媒体的狂潮，则给了它最致命的一击，人们拥有了无尽的片库，却失去了奔赴的仪式；拥有了高清画质，却失去了光影在尘埃中流淌的质感；拥有了随时暂停的自由，却失去了被一个完整叙事“裹挟”两小时的专注，电影院从“圣殿”变成了众多娱乐选项中的一个，甚至是一个需要精心计算时间成本的选项。
关于协和影院的命运,众说纷纭，地产商说，这块地值得更好的规划；文化局说，可以考虑申报历史建筑；怀旧的人们在网络上发起“拯救记忆”的请愿；而更多的年轻人路过，只投来好奇的一瞥，便低头沉浸在自己手机的小小屏幕里，老陈依然每天来，打扫并不存在的灰尘，检查早已停用的设备，他说，他不怕它消失，他怕的是被人忘记。“机器会锈，房子会塌，但故事得有人讲。”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彻底关门之前，再放一场真正的胶片电影，就用那台“井冈山”，找一盘也许已脆化开裂的老拷贝，让光线重新穿过尘埃，让齿轮再次发出“哒哒”的、心跳般的声音。“哪怕只有一个观众，”他望着空荡荡的放映厅，“哪怕银幕上的划痕比人影还多。”
我离开时,夕阳正好透过高高的、布满蛛网的西窗，斜射进来，在破损的座椅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长长光影，那一瞬间，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仿佛坐满了人，那是无数个过去的影子，是这座城被光影浸透的集体灵魂，协和影院或许终将倒下，成为推土机下的瓦砾，或是一座被玻璃幕墙包裹的、焕然一新的“文化遗址”，但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推不掉的，那光束穿透黑暗的路径，那胶片转动时独特的沙沙声，那黑暗中共享的呼吸与心跳，已经渗入了这座城的砖缝与土壤，它是一座记忆的“子宫”，虽已停止孕育新的观影生命，却永久封存了一段关于渴望、共鸣与集体仪式的时光，它的每一次呼吸，都吞吐着历史的尘埃；而它的寂静，本身已成为一曲最为绵长、关于告别的背景音，在数字比特洪流席卷一切的今天，这份由胶片、尘埃与共同体温构成的记忆，或许正是我们对抗原子化生存的最后一块，温柔而固执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