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海拔,是度数，左眼575，右眼600，取个整，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恒久隔着的“600高”。
这“高”不是物理的，是光的折射，是清晰与模糊之间一道精准的、无法僭越的鸿沟，摘下眼镜的瞬间，世界不是温柔地淡去，而是以一种蛮横的姿态坍缩、融化，人脸是一团移动的、模糊的暖色光晕；街景成了印象派笔下未干的、流淌的油彩；书本上的字，则像一群困在琥珀里的、拥挤而沉默的黑色蚂蚁，这“600高”，是我私人订制的毛玻璃，它忠实而残忍地过滤掉一切细节，只留下轮廓与色块构成的基本寓言。
这寓言在成年后的职场里,时常显露出它讽刺的一面，当同事指着远处白板上蝇头小小的数据，热切地讨论时，我只能报以沉思的、实际上是一片空茫的凝视，那是一种微妙的窘迫，仿佛一场无声的听力测试，所有人都听到了频率，唯独你，坐在寂静的真空里，我曾试图像武侠小说里听力超凡的侠客一样，靠捕捉话语的“气”与“势”来蒙混过关，结果往往是把“季度复盘”听成“极度烦躁”，徒增冷汗，这“600高”，在某些时刻，成了我与所谓“高效”“敏捷”职场人格之间，一道难以启齿的裂痕。
隐形眼镜成了我的“光学义肢”，一种精巧的、对“正常”的伪装，每天清晨，将两片薄如蝉翼的水凝胶小心翼翼贴上瞳孔，像完成一场隐秘的仪式，世界瞬间被“矫正”了，锋利、明亮，分毫毕现，我可以轻松辨认街对面的招牌，可以在会议上精准捕捉发言者嘴角微妙的变化，仿佛终于拿到了进入清晰世界的入场券，这入场券是有时效的，不过十小时，干涩、酸胀便会如潮水般涌来，提醒我这具肉身对异物的排斥，夜晚取下它们，看着镜中那双因缺氧而泛红、瞳孔有些失焦的眼睛，会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那不仅仅是生理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卸妆：我终究要回到自己原初的、模糊的视界里去，这“600高”，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被暂时地、有偿地遮蔽了。
由此想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否都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600高”？它不是视力表上的缺口，而是与某种主流标尺之间，那难以弥合的距离，可能是性格上的“不合时宜”，是兴趣上的“冷僻古怪”，是能力图谱上那根刺眼的、偏离均值的曲线，社会像一台精密的验光仪，不断为我们测量，并试图用各种“镜片”——规则、教化、期待——来将我们“矫正”到标准的“1.0”视力。
历史上,这样的“矫正”触目惊心，左丘明失明而著《国语》，孙膑断足而修兵法，司马迁受宫刑而终成《史记》，他们的“异常”——失明、残疾、奇耻大辱——在当时的价值尺度下，无疑是巨大的人生“凹陷”，他们未曾被时代的“镜片”所驯服，没有去竭力弥补那“600高”的落差，以伪装成一个视觉健全、肢体完好、名誉清白的“正常人”，相反，他们转身，直面那片属于自己命运的、深邃的模糊与黑暗，将全部的感知与生命力，灌注于另一维度，视力之“缺”，成了洞察历史兴衰的“全”；身体之“残”，炼就了运筹帷幄的“完”；人格之“辱”，淬炼了照耀千古的“荣”，他们用存在本身，改写了“正常”的定义。
而我们这个时代,“矫正”的工具更加无形，也更为 pervasive，社交媒体的滤镜，修饰的不只是容貌，更是生活；职业规划的路径依赖，框定的不只是工作，更是人生可能性的想象，我们焦虑地测量着自己与各种“标准像”之间的“度数差”，并习惯性地想去配一副“隐形眼镜”来掩盖它——学一门热门技能以掩饰兴趣的冷门，维持一种积极的人设以消化内心的颓唐，追逐一个光鲜的标签以填补自我的虚空。
或许,比急着“矫正”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并接纳自己的那副“原始镜片”，我的“600高”，它固然让我错过了许多清晰的远景，但也赐予我一些别样的天赋，它让我更习惯于关注近处、微观的细节：书本纸张的纹理，咖啡表面油脂形成的虹彩，交谈者声音里细微的颤抖，它让世界在边缘处总是微微晕开，像一幅未干的油画，这反而削弱了现实的锋利与残酷，蒙上了一层或许是我自己需要的、诗意的柔光，我不再觉得摘下眼镜后的模糊是一种缺陷，那是我私人的、印象派版本的世界。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也无需完全消除那“600高”的距离，它不是需要被治愈的残疾，而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个独特坐标，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的、无可替代的视角，重要的不是挣扎着去贴合那个无限遥远的“1.0”的焦平面，而是学会调准自己心灵的焦距，在自己真实的、或许有些模糊的视界里，看见独属于自己的、清晰而坚定的风景。
是的,我与清晰世界，相隔600高，但谁说，透过毛玻璃仰望的星空，就没有它自己朦胧而深邃的星光呢？真正需要和解的，从来不是那几百度的误差，而是我们面对这份“不标准”时，那颗惶恐而又不甘的心，当我们终于有勇气摘下那副名为“迎合”的隐形眼镜，坦然用自己真实的度数去凝视生活，或许会发现：那片曾被视为缺陷的模糊地带，正是无限创意与温柔得以滋生的、丰饶的土壤。
我们与自己、与世界最深刻的和解，或许就在于——不再追求与那个“模糊”的世界和解，而是学会爱上镜片之后，那个同样需要被清晰看见的、独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