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4月8日，光大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已于近日完成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66.79亿元变更为人民币590.86亿元。
需要看到的是，光大银行此次增资并非孤例，而是当前银行业全面提速资本补充的一个缩影。从国有大行获得特别国债定向注资，到股份制银行依托市场化工具“补血”，再到中小银行密集开展定增扩股、发行资本工具，一场覆盖全行业、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补充行动已然全面展开。
全行业“补血”提速
当前，我国银行业资本补充正呈现“国家队与地方队并进、政策性与市场化并举”的格局，覆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各类机构，补充渠道不断丰富，落地节奏持续加快。
在国有大行层面，政策性注资成为核心补充路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在中小银行层面，可转债转股成为最受青睐的市场化补充路径，多家银行借此实现高效补血。3月，成都银行获批将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至42.38亿元，增幅达13.46%，为其信贷投放和区域业务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重庆银行今年一季度也顺利完成可转债转股，总股本随之增加，资本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可转债转股的优势在于转股前计入负债，不稀释股权，融资成本较低，转股后直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资本质量。”他进一步指出，未来可转债转股有可能成为上市银行重要的资本补充方式，但并非唯一选择，需结合定增、永续债等工具形成多元化的资本补充体系。
与此同时，定向增发和资本工具发行动作频繁，地方国资成为重要参与力量。2026年2月，湖北银行完成18亿股股份定向发行，成功募资76.14亿元。在资本工具发行方面，东莞农商银行、青岛银行分别获批发行不超过60亿元的资本工具，品种涵盖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进一步丰富了资本补充渠道。
多重因素驱动，增资成为必然选择
此轮银行业密集进行资本补充，并非偶然，而是监管环境、行业现状、政策导向、发展需求等多重因素叠加推动的结果，是银行业适应新形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娄飞鹏认为，银行业面临资本充足率压力，主要源于信贷投放增加消耗资本、不良资产处置需求、监管要求（如TLAC要求）提升，以及应对潜在风险的需要。国有大行通过特别国债注资获得低成本长期资金，中小银行通过定增扩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从而确保业务发展和风险抵御能力提升。
从政策导向来看，政策合力持续形成，为银行业资本补充营造了良好环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渠道加大资本补充力度”，既明确了国有大行的注资路径，也为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提供了政策指引。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在积极探索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明确表示，可通过市场化方式撬动保险资金等社会资本参与银行资本补充，为银行业资本补充开辟了新路径。3月16日，金融监管总局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重提“研究多元化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明确支持中小银行通过多种渠道补充资本，为市场注入了明确预期。
那么，2026年银行业资本补充的力度和密度是否还会进一步提升？娄飞鹏表示：“由于监管对资本充足率要求持续提高、信贷投放保持适度增长需要增加资本补充，不良资产处置压力增大资本补充压力，银行盈利增速放缓限制内源性补充，预计2026年银行业资本补充力度会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