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任何一个历史向的自媒体平台,或者点开某部“大女主”古装剧的弹幕，“一代女皇，千古绝版”之类的赞叹总是不绝于耳，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被现代话语精心包装，裹上了一层名为“绝版”的金箔，供奉在流量与慕强的神坛之上，与之形成微妙对照的，是另一个在文艺作品中常与武则天“捆绑”出现的群体——和尚，尤其是诸如薛怀义、冯小宝之类被野史稗官描绘的角色，当“绝版女皇”遭遇“风流和尚”，这看似荒谬的对比，恰恰折射出我们消费历史时，那份根深蒂固的功利滤镜与精神缺失。
所谓“绝版”，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与稀缺性焦虑在历史领域的嫁接，它暗示着武则天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品，她的价值因其“唯一性”而飙升，这种叙事将复杂的历史人物扁平化为一个金光闪闪的符号，供人崇拜其“成功”，想象其“爽感”，却有意无意地擦去了她掌权路上血雨腥风的残酷，淡化了她治国理政中如“建言十二事”般的具体努力，更遮蔽了她晚年还政李唐、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的那份复杂与苍凉，我们谈论的，并非那个在男权宗法社会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以非常手段登顶的鲜活个体，而是一个被抽空了具体情境、只剩下“胜利者”空壳的“绝版”手办，她成了“女性力量”最极致的消费品，却与历史上那个在权力、亲情、伦理、身后名之间挣扎的真实女人，渐行渐远。
再看“和尚”，它同样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身份，而更多是野史与民间叙事中一个充满暧昧色彩的符号，在武则天的故事里，“和尚”常常扮演着双面角色：一面是佛法无边的“高僧大德”，为女主统治提供“天命所归”的神学背书（如伪撰《大云经疏》）；另一面，则是被极度情色化、工具化的“面首”，满足着窥私欲对权力女性私生活的想象，无论是哪种，这里的“和尚”都已远离了青灯古佛、晨钟暮鼓的修行本义，他们要么是政治宣传的道具，要么是香艳传说的主角，其宗教身份所代表的对欲望的戒除、对尘世的超越、对内心宁静的追求，恰恰被故事本身解构得一干二净，他们与“绝版女皇”一样，都被塞进了“权力与性”的猎奇框架里，成为消费历史的另一味猛料。
“绝版女皇”与符号化的“和尚”，其区别究竟何在？这区别，或许正在于被消费的“面向”不同，却共享同一种精神矮化。
“绝版女皇”的消费核心是“慕强”与“结果正义”，我们仰望她，是因为她站上了权力的绝对巅峰，打破了性别天花板，实现了“逆袭”，我们急于为她所有的冷酷手段（如任用酷吏、废杀亲子）寻找合理化的解释，本质是认同了一种“成王败寇”的终极逻辑，在这种逻辑下，过程是否血腥、手段是否悖伦、个体是否幸福，都可以为那个光辉的“结果”让路，她的“绝版”，成了这种强权崇拜最完美的图腾。
而符号化的“和尚”，其消费核心则是“窥私”与“祛魅”，将庄严的宗教人物拉入权力的桃色绯闻，既能满足对禁忌关系的猎奇，又能完成对神圣性的消解，仿佛证明了在至高无上的权力（女皇）面前，连出世修行的戒律（和尚）也不堪一击，一切最终都要服从于权力与欲望的法则，这种叙事，在贬低宗教精神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进一步烘托那种吞噬一切的、被视为终极真实的“权力”？
两者一仰视,一俯视，却共同指向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困境：我们似乎失去了理解复杂历史与深邃人性的耐心与能力，只能通过“绝版”（稀缺成功学）和“和尚”（欲望祛魅学）这类极端化、标签化的透镜，去管窥蠡测，我们渴望武则天的“成功”，却不愿直面成功背后的万丈深渊；我们揶揄“和尚”的“破戒”，却早已对一种超越功利、坚守内心的精神生活感到陌生甚至排斥。
真正的历史智慧,或许在于打破这两种滤镜，去看武则天，不仅要看她的“绝”，更要看她的“痛”、她的“困”、她的“不得已”，看她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历史结构中的极限挣扎，那远比一个单薄的“胜利者”形象更震撼人心，去看历史上的高僧大德，如玄奘、鉴真、慧能，他们的信仰、毅力与智慧所抵达的精神高度，那种对世俗价值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震撼人心的“绝版”？
当我们不再热衷于比较“一代女皇绝版与和尚的区别”，而是能沉下心来，体会历史中个体在命运洪流里的全部重量，感受超越时代的人类精神追求，我们或许才能从那片被流量和偏见搅浑的水中，打捞起属于历史的，那份真正清澈而厚重的本真，否则，我们消费的，永远只是自己欲望的倒影，而非历史的真相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