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节语文课和往常一样,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粉笔灰在阳光里缓慢飞舞，李老师扶了扶眼镜，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全班，最后稳稳地落在缩在角落的我身上。“这学期的语文课代表，”她顿了顿，声音不高，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就让林晓来当吧。”
我？班里最沉默、语文成绩永远在中游徘徊、作文时常被批“寡淡”的那个我？那一瞬间，我感觉全班的目光“唰”地一下聚焦过来，混合着惊讶、好奇，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同情”，我的脸腾地烧起来，下意识地想摇头，想拒绝，嘴里却像被糨糊粘住，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无异于一种“强插”，在我毫无准备、甚至自认最不配的时候，一顶我从未想过的帽子，被不由分说地扣在了头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蹩脚的闯入者，笨拙地履行着课代表的职责，收作业时声音细若蚊蝇，发卷子时紧张得手抖，最要命的是，每周需要站在讲台上，向李老师汇报同学们对教学的建议，第一次站上去，我大脑一片空白，准备好的说辞忘得精光，最后只挤出一句“没……没什么意见”，台下传来几声压抑的嗤笑，我恨不得钻进地缝。
转变发生在一个微末的细节里,那天，我抱着一摞作文本送到办公室，李老师叫住我，指着摊开的本子上一段我用红笔小心翼翼写的批注——“这里对夕阳的描写，让我想起了老舍《茶馆》结尾的那抹光，有点温暖，又有点苍凉。”那本子的主人，是班上文笔最好的女生，李老师没评价我的批注对不对，只是淡淡地说：“你看得很细，感觉也很好，下次收周记，你可以试着多看看大家的，把你的‘感觉’写个小纸条夹进去，哪怕只有一句话。”
这句平淡的话,像一把钥匙，我忽然意识到，“课代表”这个身份，或许不是一座需要完美表演的舞台，而是一条通道，一条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更深入地潜入“语文”这片海洋的通道，我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交作业者、一个胆怯的传达者。
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浸泡在那些我曾经觉得枯燥的职责里，收作业时，我会留意谁的字迹忽然工整了，谁的文章里冒出了一个惊艳的比喻；发范文时，我不再只是机械传递，会悄悄在写得好的本子里夹一枚银杏书签，或抄一句契合的诗歌，我鼓起勇气，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晨读分享角”，每天由一位同学推荐一段文字，我从被迫上台说话，到开始学着组织语言，分享自己读《平凡的世界》时为孙少安落泪的刹那，讨论《红楼梦》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判词如何照应命运。
更奇妙的是,当我以“服务者”和“分享者”而非“评判者”的姿态重新面对语文时，那些沉睡的文字竟纷纷对我睁开了眼睛，以前觉得拗口的古文，在为了给大家讲清一个典故而查阅资料后，变得血肉丰满；以前总抓不住的作文立意，在看了几十篇同龄人的喜怒哀乐后，竟也慢慢清晰起来，我发现了沉默同桌笔下壮阔的科幻世界，发现了调皮男生藏在搞笑故事里对留守爷爷的深情，语文，不再是试卷上冰冷的分数，而成了连接我们每个人情感与思想的、温热跳动的脉搏。
我渐渐明白,李老师那看似“强横”的安排，实则是一次精准的“破冰”手术，她看见了我蜷缩在自卑硬壳下，对文字那一点点羞于示人的敏-感与热忱，她不是给了我一个头衔，而是强行在我与世界之间，推开了一扇名为“责任”与“联结”的窗，通过这扇窗，我得以呼吸，得以眺望，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声音。
期末最后一节语文课,我又一次站上讲台，做学期总结，这一次，我没有发抖，我看着台下熟悉的同学们，平静地分享我们共同读过的诗，共同争论过的问题，还有那些从文字中打捞起的、细微的闪光时刻，我说：“曾经我以为，语文课代表是离语文‘的人；现在我知道，当我们主动去拥抱文字时，每个人都是自己语文世界的‘课代表’。”
课后,那个文笔很好的女生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谢谢你当初那段批注，那是我收到过最好的鼓励。”李老师经过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只是眼中有笑意。
窗外,梧桐叶已落尽，枝干伸向湛蓝的天空，遒劲而清晰，那个曾被“强插”上阵的、惶恐不安的女孩，终于在自己未曾预料的道路上，踩出了第一个扎实的脚印，这或许就是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它不是总是和风细雨地询问“你想成为什么”，有时，它需要一点看似“强硬”的推力，将你送往一个陌生的路口，而你，会在完成使命的路途中，意外地找到那把早已藏在心底、却迟迟不敢拾起的钥匙，开启一个你未曾想象过的、丰饶的新世界，这个世界，不在别处，就藏在你曾以为平凡、却蕴藏着无限可能的，每一天的生活与文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