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夜,老式风扇嗡嗡地转着，我窝在竹摇椅里翻看旧物，一只褪色的诺基亚突然从箱底滑落，按键早已模糊，我却下意识地长按“1”键——短暂的沉默后，那首熟悉的《致爱丽丝》钢琴曲在寂静的房间里流淌开来，只一刹那，时光倒转二十年。
这曾是哥哥为我设置的专属铃声。
那些年,家里只有一部手机，是父亲淘汰给哥哥的旧款，每当傍晚，这部手机总会响起《致爱丽丝》——那是哥哥放学后从校门口公用电话亭打来的固定信号，母亲便会催促我：“快接，你哥问问晚上想吃什么。”于是我总飞扑过去，在那串简单的旋律里，听见哥哥穿过嘈杂背景音的询问：“妹，今天课本带齐没？”或是“妈让你顺便买瓶酱油。”单调的钢琴旋律，成了兄妹间最朴素的密电码。
后来哥哥去外地读书,那部旧手机留给了我，他走前特意重新设置了铃声：“1’键是我，‘2’键是爸妈，听到《致爱丽丝》就是我。”于是整个中学时代，我的书包侧袋总装着这部手机，它在数学课上震动过，在晚自习的寂静中响彻过，每次旋律响起，周围的同学便会默契地看向我：“你哥又来查岗了。”而我总在老师不满的目光中红着脸跑出教室，在走廊尽头听见哥哥熟悉的声音：“这周降温，秋裤在衣柜第二层。”
那是功能机称王的年代,每段铃声都需要精心设置，哥哥曾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花整个下午在论坛下载MIDI格式的铃声。《蓝色多瑙河》《卡农》《献给爱丽丝》……他像整理音乐库般给每个亲人分配旋律，父亲的铃声是沉稳的《命运交响曲》开头，母亲的是温柔的《月光奏鸣曲》，他说：“这样不用看屏幕就知道是谁。”那些简单的和弦，成了家庭通讯网里最温情的编码系统。
大学第一个学期,智能机开始普及，我在新手机里设置了最流行的英文歌，却总在嘈杂环境中错过电话，某个深夜，手机突然响起久违的《致爱丽丝》——原来是哥哥用软件合成了同样的铃声发来：“给你备份了，省得你听不见。”那一刻我对着电脑屏幕泪流满面，那串他亲手调整的MIDI音符，跨越六百公里，在新手机的扬声器里略显单薄，却依然准确无误地敲在我的记忆节点上。
去年搬家整理旧物,我翻出了七八部旧手机，按下开机键，居然有三部还能运转，它们接连响起不同的《致爱丽丝》版本：诺基亚的原生铃声清冷如初，三星的改编版加了鼓点，索尼爱立信的版本带着电子音效……像一场跨越十年的铃声交响，哥哥随手拿起一部：“这好像是我高中用的。”他按下自己的号码，老旧的扬声器里传出我们听了无数遍的旋律。
原来这些年来,变的从来不是铃声，而是聆听的我们，从需要长按快捷键才能拨出一个号码，到如今通讯录里成千上百却鲜少拨通的联系人；从全家人共享一部手机轮流通话，到如今每人多台设备却常感疏离，那串简单的《致爱丽丝》，像一根细细的线，串起了通讯技术爆炸式发展的二十年，也串起了我们从少年到中年的所有成长。
前些日子帮侄子设置新手机,他抱怨自带铃声“太土”，我下意识哼起《致爱丽丝》的旋律，十岁的孩子一脸茫然：“这是什么歌？”我怔了怔，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代沟”——那些曾让我们这一代人形成条件反射的旋律，在新一代听来已是需要解释的古董。
可有些东西不会过时,就像哥哥如今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依然会响起特别设置的铃声——不是《致爱丽丝》，而是他女儿录制的童声：“姑姑接电话啦！”从钢琴曲到童言稚语，变化的载体里，不变的是那份“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你”的专属感。
在这个铃声可以随意下载、随时更换的时代，我反而开始珍惜那些“特意设置”，给父母设置了他们最爱的老歌，给挚友设置了我们第一次旅行时听的主题曲，每一个特别的铃声，都是一枚情感的书签，标记着生命中重要的人所在的章节。
今夜,我再次点开那部老诺基亚的通讯录。“哥哥”的号码依然在首位，快捷键“1”已经磨损得看不清数字，我按下拨出键，听筒里传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可就在挂断前，我似乎又听见了《致爱丽丝》的旋律，从很远很远的时光那头传来，清澈如昨。
原来有些铃声从未真正响起,也从未真正停止，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记忆的深海里持续震荡，等着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比如现在——重新浮出水面，提醒我们：所有的科技演进、所有的时代变迁，最终温暖的，不过是在茫茫人海中，有那么一个人，愿意为你设置一个与众不同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