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我经过母校旧址，夕阳把教学楼染成淡淡的金色，就在那片柔和的光晕里，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清瘦，微微驼背，手里总拿着一本卷了边的语文书，那是我的启蒙老师，袁老师，二十多年过去了，她的模样在我记忆的底片上不但没有模糊，反而像这黄昏的光，越是时光流转，越是温润明亮。
小学三年级的春天,袁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第一堂课，她没有急于翻开课本，而是让我们闭上眼睛，听窗外梧桐树上的鸟鸣。“听，它们在说什么？”她轻声问，我们七嘴八舌地猜测，她却笑了：“它们在说，春天来了，孩子们该读书了。”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举动，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学习不只是课本上的字句，更是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袁老师的课堂常常“不守规矩”——讲古诗时，她会带我们到校园里，看“春色满园关不住”是怎样的生机；学《小蝌蚪找妈妈》时，教室的水盆里真有几尾小蝌蚪在游动，在她那里，知识是有温度、有气味、有声响的。
但真正改变我的,是一篇作文，那时我写“我的梦想”，幼稚地写道想成为科学家，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没有评判对错，而是问我：“你观察过蚂蚁搬家吗？它们为什么排着队？为什么有的蚂蚁会离开队伍？”我答不上来，她说：“科学家是从‘为什么’开始的，但你要先学会看见。”那个周末，她竟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去郊外，真的蹲在田埂上看了一下午蚂蚁，回来的作文里，我写了蚂蚁如何用触角交流，如何协作搬运食物，袁老师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用红笔批注：“观察是心的开始。”那一刻，一个九岁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袁老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看见每个孩子身上的光，班里最调皮的男孩，她发现他喜欢拆装东西，就让他当“班级修理员”；沉默寡言的女孩，她注意到她的画很有想象力，特意在黑板报留出角落给她展示，而我，这个性格内向、总躲在人群后的孩子，袁老师看到了我对文字的敏感，她送我一本《唐诗三百首》，不是让我背诵，而是说：“读读看，哪首诗像在对你说话？”我至今记得翻开的第一页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像一句温柔的问候，从那时起，我开始写日记，把不敢对人言说的心事交给纸笔，袁老师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唯一的读者，她在日记本上的批注，有时是一个微笑的脸，有时是一句“我也这样想过”，从不说教，只是倾听。
最难忘的是五年级的那个雨天,我家访，父母正为生计发愁，提到让我早点辍学帮忙，袁老师听完，没有讲大道理，而是从旧布袋里掏出我的作文本，翻到一篇写父母的文章。“你们看，”她对我的父母说，“这孩子心里装着你们呢。”文章里，我写父亲手上的老茧，写母亲深夜缝补的背影，母亲看着看着就哭了，袁老师说：“让孩子读书吧，不是为了出人头地，是为了他将来能读懂生活。”走的时候，雨还在下，她撑着一把黑布伞，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那把伞，像一朵移动的蘑菇云，撑起了我童年天空最重要的一片晴朗。
小学毕业那天,袁老师送我们每人一颗鹅卵石，是从她家乡小溪里捡来的。“石头最普通，”她说，“但每一颗都不一样，就像你们。”她把石头放在我们手心时，我感觉到她手指的粗糙——那是常年握粉笔留下的茧，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不仅仅是一颗石头，更是一种暗示：平凡如石，亦有独特纹理；普通人生，也可有自己的光泽。
中学、大学、工作，我离故乡越来越远，袁老师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只零星听说她退休了，老伴走了，一个人住在老教师宿舍，去年春节回家，我终于鼓起勇气去看她，敲门，开门的老人满头银发，背更驼了，但眼睛还是那样亮。“是明明吧？”她竟然一眼认出了我，屋里简朴，最多的就是书，墙上挂着一幅字：“桃李不言。”是她自己写的，我们聊起往事，她记得许多我都忘记的细节：我第一次举手发言时的紧张，我某篇作文里用过一个特别的比喻，甚至我小时候爱吃的糖的牌子，原来，她一直记得，像土地记得每一粒种子的模样。
临走时,她执意送我到楼下，黄昏的光又一次漫过来，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像光阴刻下的诗行，她说：“看着你们一个个长大，走出去，是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我忽然哽咽，说不出话，那一刻我明白了，启蒙老师之所以为“启蒙”，不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多少知识，而是他们为我们点亮了第一盏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路，然后他们退到光影里，微笑着目送我们远行。
如今的我也成了一名文字工作者,在无数个写作的深夜，当我面对空白文档时，常常会想起袁老师的话：“写吧，就像对世界说悄悄话。”我终于理解，她教会我的不仅是识字作文，更是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用观察代替评判，用理解代替说教，用点亮代替灌输，她就像那个黄昏里的光，不刺眼，不热烈，只是温柔地存在着，告诉你：天黑了也别怕，总有人为你留过一盏灯。
袁老师今年该有八十了吧,我不知道还能再见她几次，但我知道，每个黄昏，当夕阳西下时，世间的光就会多一分温柔——因为那里面，有无数像袁老师这样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安静地照亮过某个孩子的一生，而最好的报答，或许就是让自己也活成一束光，去照亮前行的人，就像当年她照亮我那样。
那光在记忆里,永不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