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夜晚，湿热的风里裹挟着香料与汽油的味道，霓虹灯将“卡尔丽娜歌舞团”的招牌映成一片朦胧的粉紫色，帷幕即将拉开，后台混杂着廉价粉底的甜腻、汗水的咸涩，以及一种紧绷的、近乎祈祷的寂静，妮拉——或者按照他故乡母亲依然坚持称呼的“纳特”——正将最后一缕假发仔细别在鬓边，镜中的面孔，在戏剧性的浓妆下，美丽得近乎非人，也陌生得令人心悸，睫毛膏、眼影、艳红唇膏，一层层油彩，如同战士的铠甲，将他与外面的世界，也与那个曾经被称为“纳特”的男孩,彻底隔开。
这里，是东南亚乃至世界许多旅游胜地常见的“人妖歌舞团”，她们（他们）的表演，是游客行程单上猎奇又略带暧昧的一站，舞台上，是极致的璀璨：缀满亮片的华丽衣裙，高亢婉转的对口型演唱，整齐划一、充满暗示的舞蹈动作，以及那经过激素与手术精心雕琢的、超越性别的妩媚容颜，掌声、口哨声、相机闪光灯汇成一片喧嚣的海洋，观众消费着这种精心包装的“性别奇观”，满足着对异域风情与性别越界的想象，这是一场盛大的幻梦，而妮拉们,就是织梦人。
帷幕落下，幻梦便显出其冰冷的质地，后台的化妆间，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弥漫着卸妆水的刺鼻气味和疲惫，妮拉小心地取下沉重的头饰，揉了揉被勒得发痛的头皮，假睫毛下的眼睛，褪去舞台上的流光溢彩，只剩下深深的倦意，同伴之间低声交谈，用的是故乡的方言，内容无非是今天的客流量、某个挑剔客人的抱怨，或是谁又收到了家乡急需用钱的消息,话题现实而沉重。
“人妖”（Kathoey）这个词汇本身，在泰国文化中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社会意涵，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变性者”或“跨性别者”，但在歌舞团的语境下，它首先是一种谋生手段，对于许多像妮拉一样，来自贫困农村或社会底层的少年来说，成为歌舞团演员，可能是他们能接触到的、改变经济命运最快（尽管未必最平坦）的路径之一，身体的改造与表演，是他们向命运兑换生存资源的资本，激素药物让皮肤细腻、乳房隆起，但也带来了情绪波动、肝脏负担；或许还会存钱进行隆胸、面部整形手术，每一笔花费，都指向未来更“好”的卖相,也意味着更深的债务或身体风险。
这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用健康、自然生长的权利，乃至部分社会认同，去交换舞台上短暂的璀璨和相对丰厚的报酬，她们是“金线绣成的囚徒”，华服之下，是生存的镣铐，社会既给予她们在特定娱乐空间的存在许可（甚至成为旅游招牌），却又往往在更广泛的就业、婚姻、法律权益上设置隐形的壁垒，她们在舞台上被捧为“天使”或“明星”，走下舞台，却可能面临租房困难、异样眼光,甚至家人难以言说的疏离。
妮拉的故事并非孤例，她来自泰国东北部的贫困家庭，作为家中第三个儿子，他从小敏感，喜爱母亲的纱笼胜过父亲的拳击手套，乡村的闭塞无法容纳这种“异常”，16岁，跟着同乡的“姐姐”来到曼谷，进入歌舞团培训，最初的激素治疗让他呕吐、眩晕，但看到镜中日益柔和的轮廓，他又感到一种扭曲的希望，他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帮家里盖了新房，弟弟得以继续上学，在家人眼中，他是“在曼谷跳舞赚钱的纳特”，具体跳什么舞，家人不问，他也不细说，电话里，母亲总是叮嘱：“照顾好自己，多吃点。”那份欲言又止的关爱,比直接的厌恶更让他心酸。
歌舞团的小社会，是她们重要的避风港和认同来源，这里有分享化妆品和心事的“姐妹”，有理解彼此激素周期情绪的管理者（可能本身也是过来人），她们彼此以女性称谓相称，构建了一个暂时性的、温暖的“女儿国”，但这种联结又是脆弱的，基于共同处境，也受制于行业竞争、青春流逝的焦虑，年华老去、身材走样、新人辈出，舞台生涯的“保质期”残酷而短暂，之后的路在哪里？转型为表演教练、经营小生意，或是陷入更艰难的境地？这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音乐再次响起，妮拉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疲惫、思索、乡愁压入心底，她昂起头，脸上重新绽放出那种程式化的、光芒四射的笑容，踩着极高的高跟鞋，摇曳生姿地走向那片由灯光和目光构成的喧嚣之中，台下，游客们举起手机，记录下这“异国风情”的惊艳一刻。
帷幕之内，是生存的博弈，是身份的追寻，是美丽与哀愁交织的复杂人生，帷幕之外，是消费的目光，是简化的标签，是一个被观看的“奇观”，妮拉和她的姐妹们，就在这帷幕的开合之间，演绎着比任何舞台剧本都更真实、更残酷，也更具韧性的生命故事，她们不仅是演员，更是自己人生戏剧里，在有限选项中竭力争取主导权的编剧与主角，每一次华丽的转身，或许都藏着一个关于生存、尊严与自我定义的,沉重而未被言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