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我去过的最高的影院，它不在商圈，不在热闹的步行街，而是在一栋普通居民楼的第十六层，电梯门打开，是熟悉的、属于所有老式楼道的，那种略显昏暗的寂静，按响门铃，开门的是老陈，他侧身让我进去，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混合了旧书、灰尘和木地板的气味，还有,一种被小心收藏起来的时光的暖意。
这里没有爆米花和可乐的甜腻香气，没有熙攘的人潮与验票的闸机，客厅的墙壁被刷成了一种沉静的深灰，正前方是一面素白的投影幕布，对面，三张老旧但异常宽大柔软的单人沙发，呈半弧形摆放着，像三个沉默而忠诚的伙伴，沙发上的天鹅绒面料有些地方已经磨得发亮，露出底下经纬交织的底子，恰恰是这份旧，让人一坐下去，便生出一种被接纳、被包裹的安全感，幕布旁是两个顶天立地的书架，塞满了影碟、蓝光碟和书籍，分类有些随意，塔可夫斯基紧挨着周星驰，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旁边，竟插着一套《热血高校》，这便是“十六楼影院”的全部了，它是老陈的客厅，是他超过二十年收藏的仓库,更是我们几个朋友每月一次的秘密圣殿。
仪式通常在周六傍晚开始，没有固定的排片表，放什么，全凭老陈当周的心情，有时是一部晦涩的北欧冷门作品，有时是一部修复版的港产老片，开场前，他会简单说几句，不是影评式的分析，更像是分享一种情绪，一段与这部片子有关的私人记忆，灯，被他亲手一盏盏按灭，最后只剩投影仪那一道孤独而坚定的光柱，刺破黑暗，将另一个世界的悲欢,投射在那方白幕上。
正是在这片绝对的黑暗与寂静中，一些奇异的感觉开始苏醒，十六楼的高度，巧妙地将我们与地面的车马喧嚣隔绝开来，窗外的城市灯火成了遥远背景里无声流动的星河，你听不到邻座的咀嚼声、电话铃，也感受不到后排观众频繁踢你椅背的焦躁，这里只有电影本身的声音，细致到角色呼吸的凝滞，远处钟摆的微鸣，乃至胶片特有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沙沙底噪，在这种环境下，观影不再是“观看”，而成了一场沉浸式的“潜入”，你会注意到《海上钢琴师》里1900瞳孔中映出的舷窗波光，会为《重庆森林》里王菲偷窥梁朝伟时，手指在玻璃缸沿无意识的划动而心头一颤，这些在普通影院里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这里被放大成情感的惊雷。
老陈常说，他怀念的是录像厅时代的那种“共同专注”，如今的商业影院，太大，太亮，太像一个高效率的文化消费场所，而在这里，狭小的空间拉近了人与人物理与心理的距离，片尾字幕亮起，灯光并未骤然通明，而是缓缓调亮，给情绪一个柔软的缓冲，我们陷在沙发里，常常良久无人说话，任由电影的余韵在空气中盘旋，也许是点上一支烟，也许只是端起凉了的茶，讨论才自然而然地开始，没有炫耀性的知识竞赛，更多是困惑的分享、直觉的碰撞，或仅仅是一句：“刚才那个镜头，真好。”这种基于共同体验的、缓慢的交流，在一切追求即时反馈与碎片表达的时代,显得如此奢侈。
有一次，我们看杨德昌的《一一》，三个多小时的片长，讲述一个家庭平静生活下的惊涛骇浪，当最后，洋洋在婆婆葬礼上念出那段关于“我们只能看到一半”的独白时，我透过模糊的泪眼，瞥见幕布的光反射在老陈平静的侧脸上，竟也有莹莹的痕迹，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个“十六楼影院”更深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影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情感的载体，一个时代的琥珀，它为我们保存了一种可能——一种不被打扰的、深度沉浸的可能；一种与艺术作品、也与身边寥寥知己,进行缓慢而真切共鸣的可能。
在这个流媒体将一切内容变成指尖滑动的速食，大数据精准投喂我们可能喜好的时代，老陈和他的十六楼，像一个固执的逆行者，他用最笨拙的方式——收集碟片、调试设备、邀请朋友——守护着一件几乎要被遗忘的事：电影需要被郑重其事地“观看”，而生命中的某些深刻体验，需要与之相配的“仪式感”与“孤独的共享”。
最后一次去，看的是一部关于电影历史的纪录片，散场后，我走到窗边，夜幕低垂，脚下是流光溢彩、永不歇息的城市，这片璀璨的灯火里，不知藏着多少块发光的屏幕，正在播放着无数的故事，而我身后这片小小的、昏暗的天地里，一块幕布刚刚暗下去，一个世界刚刚落幕。或许，真正的影院从来不在广厦千万间，而在某个愿意为一段光影留灯、为一份沉默提供港湾的高度里。 十六楼，不高，不低，刚好足够让一些纯粹的快乐与悲伤,安全地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