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条巷子的人,都叫他“色伍月”，没人知道他的本名，就像没人清楚巷子尽头那棵老槐树到底活了多少年，这绰号黏在他身上，像他臂膀上褪不掉的靛蓝刺青——据说，是某个前女友的名字，在五月的某个深夜一气之下文的，从此，他成了“五月的颜色”，简称“色伍月”，他的人和这名字一样，带着点暧昧的脏旧，又有一丝不合时宜的诗意。
色伍月住在巷尾一间租来的平房里,他的日常声响，是清晨摩托发动机嘶哑的轰鸣，是深夜廉价白酒瓶哐当倒地的脆响，偶尔夹杂几句含混不清的醉话，他有一辆改装过的、声音奇大的摩托车，车身贴满狰狞的贴纸，皮夹克常年不换，袖口磨得发亮，身上混合着机油、烟草和一种说不清的、属于底层男性的汗味，他蹲在门口抽烟的侧影，是巷子里一道令人下意识绕行的风景，大人们用他吓唬哭闹的小孩：“再闹，色伍月就把你抓走！”他似乎也乐于扮演这个角色，瞥向邻里的眼神里，总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无所顾忌的挑衅。
我对色伍月的全部恐惧,在一个夏夜被打破了，那晚我下班很晚，巷子路灯坏了一盏，光线昏暗，我看见色伍月蹲在墙角的阴影里，动作很轻，我屏住呼吸，准备快速溜过去，走近了才看清，他面前蜷缩着一只瘦骨嶙峋的流浪母猫，身边挤着三四只小得可怜的猫崽，他正小心翼翼地将手里的火腿肠掰成极小的小块，放在一个缺口的瓷盘里，那只母猫警惕地看着他，却忍不住一点点凑近，最终埋头吃起来，色伍月就蹲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的烟忘了抽，长长的烟灰掉在裤子上也没察觉，月光照着他半边脸，平时那副玩世不恭的线条，竟奇异地柔和下来，那一刻，他手臂上张牙舞爪的刺青，仿佛也成了某种沉默的守护纹章。
后来,我观察到更多碎片，他会帮隔壁腿脚不便的朱奶奶把沉重的煤气罐拎上楼，做完就走，不要钱，也不多话，只接过老人硬塞的两个苹果，在手里掂一掂，他会修巷子里孩子们坏掉的滑板车，粗糙的手指摆弄那些细小零件时，有种违和的专注，我还听说——仅仅是听说——他早年那场轰动街区的“斗殴”，起因是几个混混在放学路上纠缠一个女学生。
关于色伍月的“案底”，是巷子里公开的秘密，版本不一，有的说是故意伤害，有的说是聚众斗殴，共识是：他进去过，三年，这履历是他身上最深的刺青，比胳膊上那个名字更醒目，也更致命，它将他牢牢钉在“社会边缘人”的十字架上，成为所有猜测、畏惧和鄙夷的源头，他似乎也认了，用更满不在乎的外壳来应对这钉痕，他找不到“正经”工作，断续打着零工，摩托车后座载过的姑娘，也渐渐从有些学生气的，变成了和他一样眼神飘忽、浓妆艳抹的类型。
转折发生在一个深秋,朱奶奶家的老式电视机坏了，哑然无声，奶奶急得不行，她是戏曲迷，每天雷打不动要看那档节目，她儿子在外地，一时回不来，色伍月被叫了去，他捣鼓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一个极其老旧的零件接触不良，市面上早已淘汰，他没说话，骑上摩托消失了两个小时，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不知从哪个旧货市场淘来的、布满灰尘的同型号零件，更换，调试，久违的咿呀戏曲声重新响起时，朱奶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紧紧攥着他的手，色伍月却显得有些窘迫，匆匆抽回手，只说了句“好了”，就在他转身时，我瞥见他的手背上，有一道新鲜的、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细长，像是被什么金属片划的。
后来朱奶奶儿子回来,专程提了水果去谢他，据说，那天色伍月屋里破天荒传出了不太熟练的、与人正常交谈的声音，而不是醉话或音乐轰鸣，再后来，巷子口那家新开的汽修店老板，不知怎么知道了色伍月“会弄车子”，试着叫他去帮了几天忙，老板后来跟人嘀咕：“话少，手狠，但活儿真不赖，特别是一些老车子的疑难杂症，他好像特别懂。”
色伍月还是那个色伍月,摩托依旧很响，偶尔依然会喝醉，但他蹲在门口抽烟的时间似乎少了，他的刺青还在，案底也无法擦除，可是，当清晨的阳光照进巷子，看到他穿着沾了油污的工作服，推着那辆轰鸣的摩托车去上班时，巷子里的人，包括那些曾经最怕他的主妇，目光里似乎少了些躲避，多了点别的什么，或许是一种默然的接受，又或许，是对那刺青之下、污名之下，某种顽强生命力的隐约尊重。
“色伍月”三个字，不再仅仅是一个带着贬损意味的绰号，它渐渐变成了一个中性的指代，指代那个有不堪过去、有粗暴外表，却也给流浪猫喂食、给孤寡老人修电视、最终靠一双手在油污中试图站稳的男人，他的救赎，并非英雄式的幡然醒悟或功成名就，而是如苔藓般，在生活的背阴处，一点点为自己挣得一点向阳的立锥之地，法律审判了他的过往，而生活，正在以它更复杂、更缓慢的方式，重新审判他的现在，那道刺青，刺的是过往一个仓促的决定；而此刻他手上新添的油污与伤痕，则是他正在书写的、关于未来的，沉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