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那扇厚重的、隔绝两个世界的门，背后的温度便扑了上来，不是想象中的阴冷，而是持续运行的设备散发出的、恒定的暖意，混合着特种清洁剂与……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息，760度的炉腔，能精确地将血肉之躯化为灰白遗骸，却化不尽那些附着其上的、名为“故事”与“情感”的微粒，它们就那样静静地，落在我的指缝间、工作服的褶皱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五年，1825天，我在这里，成为了这些故事的最终清道夫,也是它们沉默的见证者。
我的日常工作，技术性名称是“骨灰整理与火化设备维护”，通俗讲，就是在每一次高温的“告别”之后，戴上厚手套，用特制的刷子和托盘，将炉床上的骨殖与骨灰，一寸不落、毕恭毕敬地归拢，大块的骨殖需要用工具轻轻压碎，以确保能完整装入那方寸的骨灰盒，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与专注，不能遗漏，更不能混淆，空气中飞舞的微尘，有些是躯体的一部分，有些是随葬衣物的纤维，有些,或许连科学仪器也分析不出成分。
起初，我是恐惧且麻木的，恐惧源于对死亡的天然敬畏，以及对这份工作社会偏见的自我预设；麻木则是一种心理防御，我必须将眼前的一切“物化”，才能机械地完成流程，我背诵操作手册，关注温度曲线、冷却时间,把自己想象成一台精密仪器。
但人是无法长期欺骗自己的感官与心灵的，真正击穿我“麻木铠甲”的，往往不是宏大的场面，而是一些细微至极的“杂质”。
我记得那个装殓着一位老裁缝的纸棺，整理时，我在他的骨殖旁，发现几枚未曾融化的、最普通不过的黑色钢制缝衣针，已高温变形，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一双苍老而稳健的手，在灯下为家人缝补衣衫，那钢针，是他生命密度的一部分,比任何昂贵的陪葬品都更坚硬地定义了他。
我也记得一位年轻女孩，她的骨灰异常洁白，其间混杂着星星点点、未能燃尽的亮片——来自她最钟爱的一条舞裙，她的父母特意请求，让她穿着那条裙子“上路”，那些彩色的小亮片，在肃穆的灰白中如此突兀，又如此凄美，像她短暂生命里未来得及完全绽放的、倔强的光华。
还有一次，在一位老农的骨灰里，我捡出了一小块彻底瓷化的泥土，他节俭一生的儿子含泪说，父亲弥留之际，只想抓一把田里的土，我们破例允许了，炉火能烧尽有机物，却将这块故土烧成了最坚硬的陶瓷,宛如他扎根土地一生的灵魂内核。
这些“杂质”，这些科学流程中的“意外”，恰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签名”，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主人是谁，爱过什么，执着于什么，曾被什么所塑造，我们常说灵魂重21克（科学上已证伪，1.5克之说也属讹传），那么这些具体而微的遗存，它们的重量又该如何衡量？我觉得，它们远比任何传说中灵魂的重量更沉,因为里面凝结着一个人切实走过的时光。
五年间，我目睹了太多葬礼的形态：有极尽哀荣、花圈成山却鲜有真悲的；有冷冷清清，唯独一位老友默默垂泪的；有因争遗产而在告别厅外便吵得不可开交的；也有全家穿着逝者最爱的颜色，平静地回忆往昔，仿佛在进行一场温暖的团圆的，死亡像一面绝对诚实的镜子，照出的往往是生命关系最本真的质地，火葬场的烟囱，冒出的不止是青烟，还有被具象化的人间百味、爱恨情仇。
这份工作给了我一个最特殊的视角：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所有人的来路，它残酷地剥去了一切浮华、地位、财富的粉饰，逼迫你直视生命最原始的构成——记忆与关系,以及那一点点在灰烬中依然试图闪光的精神执念。
当我再拿起刷子，心境已然不同，我不再仅仅是在“清理”和“收集”，每一次轻柔的扫拂，都像一次无声的阅读；每一次将骨灰装入容器，都像为一个故事轻轻盖上属于尘世的最后一页封底，我依然保持专业的静默,但内心已充满敬重。
我开始懂得，死亡不是生命的敌人，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其最终、最严肃的注解，而殡葬工作者的意义，或许就在于以专业和敬畏，守护这最后的注解得以庄重完成，让逝者带着属于他们的独特“印记”安息，也让生者能握着一份确凿的、洁净的怀念,继续前行。
这里的每一粒尘埃，都曾是一个鲜活宇宙的一部分，我擦拭它们，也擦拭着我对生命理解的蒙尘，这五年，我没有学会不怕死，但我更懂得了，该如何去生，当一个人每日与最终的虚无面对面，他反而更能捕捉到，在抵达虚无之前，那沿途所有的存在，是多么珍贵而有力，这火葬场的炉火，烧尽了许多东西，却也在我心里，淬炼出了一些不会被轻易焚毁的，关于生命的,沉静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