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呼吸，在那一刻停止了，不是因为窒息，而是因为恐惧像冰水灌满了肺叶，我忘了带那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不是课本，不是文具，而是一个少女在那个年龄被无声要求必须佩戴的“罩子”，在十七岁的教室里，这无异于将自己最脆弱的羞耻，赤裸裸地置于聚光灯下，而坐在我斜后方，那个被全校默认为“校霸”的男生——陈默，他的目光，像带着倒钩的冷铁,已经牢牢钉在了我的背上。
那节课是数学，老师枯燥的声线像粉笔灰一样在空中飘浮，可我的世界只剩下背后那道视线，我能想象他嘴角的讥诮，能想象他或许正用眼神将我单薄校服下的慌张，一点点剥开、审视、嘲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抬手记笔记，微微侧身——都让我身体僵硬，他不是在“看”，他是在“C”，用一种无声的、极具侵犯性的注视，将我钉在名为“不自爱”与“活该”的耻辱柱上，四十五分钟，像一个被无限拉长的、公开的刑期，冷汗浸湿了内衣，更紧地贴在我试图含起来的胸前，这让我感到双重的羞耻，我恨自己的粗心，更恨这具因此成为“错误”和“目标”的身体。
时间在极致的煎熬中变得黏稠，就在我几乎要被自己的心跳声震聋，准备不管不顾冲出教室时，一件带着洗衣液淡淡清香和微微体温的校服外套，突然从天而降，精准地、甚至有些粗鲁地盖在了我的头上和肩上，宽大的外套瞬间将我整个上半身包裹起来,隔绝了所有可能投来的目光。
我一怔。
那气息，我认得，是陈默，他打完篮球后，袖口总会残留这种干净的皂角味,混着一点点阳光晒过的干燥。
紧接着，一个压得极低、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混着不耐烦的咂嘴声传来：“啧，麻烦，穿好。”
没有道歉，没有解释，甚至语调还是他惯有的那种桀骜与粗暴，可那件外套，像一个突如其来的堡垒，它没有柔和的铺垫,却结结实实地为我挡下了所有我幻想中或真实存在的视线。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先前构筑的所有关于“霸凌者”的想象，在这件带着体温的外套面前，开始寸寸碎裂，他不是在继续他的“酷刑”，他是在……终结它？用他最直接、甚至略显笨拙的方式。
剩下的半节课，我在那件属于“校霸”的外套里，重新获得了呼吸，布料摩擦着我的脸颊，陌生的体温烘着我冰凉的皮肤，我第一次，仔细去闻那上面的味道，去感受那粗糙面料下，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一丝慌乱，我的恐惧，奇异地开始转化，不再是针对他，而是针对我刚才那充满偏见的、将他彻底“恶魔化”的内心剧场。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嘈杂地起身，我僵硬地坐着，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外套，陈默晃悠着走过来，脸上依旧是那副“别惹我”的表情，他一把扯过外套，胡乱搭在肩上，仿佛那只是随手处理了一件垃圾，走过我身边时，他脚步顿了顿，目视前方，用近乎耳语的音量，飞快地嘟囔了一句：“明天记得带。” 便头也不回地融入走廊的人流。
我坐在原地，许久没有动，那节课，我从头到尾没有写下一个数学公式,但我或许学到了青春里更复杂的一课。
我曾坚信的“校霸”标签，在那一刻变得模糊不清，标签之下，是一个会因他人尴尬而咂嘴、会脱下自己外套、会别别扭扭提醒你的、活生生的人，他或许依旧脾气不好，行事霸道，但在那个特定的情境里，他表现出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粗糙的善意，而我，一个自诩的“受害者”，在恐惧中又何尝不是匆匆给他贴上了永恒的“加害者”标签,并沉溺于自我构建的悲情叙事里？
所谓“霸凌”，有时并非只是拳脚与恶言，那种将一个人彻底工具化、符号化，剥夺其一切复杂人性的目光，那种在心中预设的、不容推翻的审判，何尝不是一种思维上的暴政？我恐惧他的“C”，或许是因为我首先在心里“C”了他,将他固化成了一个没有温度的危险符号。
那件外套，隔开的不仅是可能的目光，更是我与那个简单、粗暴、非黑即白的世界之间的一层障壁，它让我看到，在“校霸”与“软弱者”的僵硬剧本之外，存在着更为幽微的灰度，善与恶并非泾渭分明的阵营，它们可能同时蜷缩在一个人的心里，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探出头来。
从“被凝视的客体”到“被遮蔽的保护”，从“绝对的危险”到“意外的共谋”，这其间的遥远距离，原来只需要一节课的时间，和一件带着皂角香的旧校服，就能悄然走完，而成长，或许就是开始学会辨认，并敬畏人性中，那片广袤的、无法被轻易定义的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