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这片革命的热土上，无数名字如星辰般闪耀于历史的天空，当我们仰望这苍穹时，或许会略过一个只停留了二十六载春秋的年轻生命——黄爱，他牺牲于1922年1月17日，一个飘雪的寒夜，距今已逾百年，他的名字，未能如后来者那般广为传颂，他的故事，沉埋在卷帙浩繁的革命史料中，正是这短暂生命里迸发的火光，映照出中国工人运动在暗夜中最初的、带着血色的晨曦，他并非统帅千军的将领，亦非著作等身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将全部青春、热血与生命，熔铸进“劳工神圣”这四字理想中的实践者与殉道者，重访黄爱，不仅是唤醒一段被岁月稀释的记忆，更是为了叩问：那源自世纪初的、为最卑微者争取尊严的呐喊,如何在今天依然回响？
黄爱的人生轨迹，清晰地印刻着那个时代进步青年“上下求索”的典型路径，1897年，他生于湖南常德一个清贫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私塾先生，这使他早年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也目睹了底层民众的疾苦，1913年，他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开始接触“实业救国”的思潮，五四运动的狂飙，成为他思想觉醒的临界点，作为天津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曾两次被北洋当局逮捕入狱，这段铁窗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仅凭学生运动难以撼动坚固的社会结构。
命运的转折点在于他与工人世界的真正相遇，1920年，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黄爱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变革社会的根本力量，他毅然放弃其他机会，回到长沙，决心投身于“工人的实际运动”，他与志同道合的战友庞人铨一道，于1920年11月21日，在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成员的支持下，创建了“湖南劳工会”，这个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区域性现代工会之一,意义非凡。
黄爱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位无畏的践行者，湖南劳工会并非一个空谈理论的团体，黄爱身着工人服装，深入厂矿、码头，与工人同吃同住，用最朴实的语言宣讲团结的道理，他主编《劳工周刊》，大声疾呼：“我们不但要把湖南的劳工团体都联合起来，进而要把全世界的劳工团体都联合起来，结成永远的同盟。”在他的领导下，劳工会迅速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拥有二十多个基层工会、逾七千名会员的组织，他们为工人开办夜校、消费合作社，更重要的是，开始有组织地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无故开除工人而斗争。
真正将黄爱与庞人铨推向生死考验的，是1921年底至1922年初的“湖南第一纱厂公有运动”，当时，军阀赵恒惕政府企图将纱厂租给私商华实公司，损害工人及湖南民众利益，黄爱、庞人铨领导劳工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斗争，组织工人游行示威，最终迫使华实公司答应工人条件并签订协议，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湖南乃至全国的工人阶级，这也触怒了军阀与资本势力，他们视黄、庞为“危险分子”。
1922年1月16日夜，黄爱与庞人铨在劳工会总部与华实公司代表进行最后谈判，力求彻底解决纱厂问题，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谈判结束后，两人在归途中遭军警逮捕，未经任何公开审判，次日凌晨，他们即被秘密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面对枪口，年仅25岁的黄爱与24岁的庞人铨高呼“劳工万岁”，从容就义，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那个冬天的白雪，毛泽东在得知噩耗后，立即在长沙组织追悼活动，并两次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痛斥军阀暴行，称黄、庞的牺牲“意义非常大”,足见其事件在当时革命阵营引起的震动。
黄爱生命的戛然而止，是一曲悲歌，却也是一声惊雷，他的牺牲，以最惨烈的方式，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阶级揭示了斗争的残酷性：阶级利益的冲突是你死我活的，改良的幻想在反动暴力面前不堪一击，这一事件，加速了许多人（包括早期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认同，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向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可以说，黄爱、庞人铨的鲜血，为次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风暴的来临,作了一次悲壮的先导与淬火。
我们纪念黄爱，不仅仅是缅怀一位革命先烈，他象征着一种本源性的精神：对劳苦大众深切的同情与信仰，以及将理想付诸实践的惊人勇气与纯粹，在历史的长镜头中，他或许只是一个“小人物”，他的组织与斗争也有其早期的不成熟性，但正是无数这样的“小人物”，用他们的热血与牺牲，铺垫了通向未来的基石，他所高呼的“劳工神圣”，在当下依然是一个未竟的命题，当我们探讨劳动者权益、社会公平与尊严时，黄爱那年轻而炽热的身影，仿佛一个永恒的参照——提醒我们，社会的进步，从来都需要有人为最朴素的正义，挺身而出,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个二十六岁的湖南青年，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追求光明的路上，他的故事，如同一颗被岁月尘封却依然蕴含火种的燧石，每一次叩问与追忆，都可能重新擦亮一点火花，照亮我们脚下依然需要前行、需要奋斗的道路，因为，他为之牺牲的那个“使劳工享有人的幸福”的梦想,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