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城市人行天桥上，一位衣衫褴褛的大爷蜷缩在薄毯下，面前摆着乞讨的碗，行人匆匆而过，偶尔有人投下零钱，当我走近时，却发现毯子下透出微弱的光芒——这位乞讨大爷正在低头玩手机，这个看似矛盾的画面，如同一道城市奇观，击中了某种难以言说的现实：即使在最边缘的生存状态中,数字生活也已无孔不入。
长久以来，我们对街头行乞者的想象往往停留在前数字时代：与世隔绝、信息闭塞、与现代生活完全脱节，这位大爷的手机屏幕，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社会数字普及的真正深度，据统计，截至2022年，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这个数字不仅属于白领、学生、市民,同样也覆盖了城市中那些常被忽视的角落。
从生存策略的角度看，智能手机对乞讨者而言已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工具，它可以用来接收移动支付——不少乞讨者的纸板上除了二维码别无他物；它可以用来联系“同行”，了解哪个地段“生意”更好；它甚至可以用来直播自己的“工作日常”，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辟另一种“营收渠道”，技术剥离了浪漫想象，展现出赤裸的实用主义：在这座城市的缝隙中,数字设备成为了生存竞赛中的装备。
这背后是中国科技平权的复杂图景，我们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数字普及——千元智能机、廉价流量套餐、极简化的操作界面，让曾经高高在上的科技产品变得触手可及，这种普及也带来了新的隐形门槛：当整个社会运转日益依赖数字平台，那些无法适应数字生活的群体反而被进一步边缘化，乞讨大爷能用手机，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他至少还在数字世界的边缘徘徊；而那些完全无法接触数字设备的赤贫者,可能已经被排除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观察街头乞讨方式的变化，犹如观察一场微型社会变迁，二十年前，乞讨者依赖的是路人兜里的零钱；十年前，他们开始展示打印的悲惨故事；他们展示的是收款二维码，乞讨大爷手机里可能不仅有支付应用，还有短视频软件、新闻客户端，甚至手游，数字世界为他提供了双重身份：在物理空间，他是需要施舍的弱者；在虚拟空间，他可以是观看世界的观众，是某个社群的成员，是游戏中的玩家，这种身份分裂，模糊了传统意义上“贫困”的边界。
当乞讨者不再是“他者”而成为数字世界的一员时，某种社会信任的基础开始动摇，我们习惯将施舍建立在对绝对弱势的想象上，但智能手机的存在打破了这种想象。“他都用得起手机，为什么还要乞讨？”这样的疑问背后，是对贫困认知的数字化重构，我们潜意识里认为，数字接入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不贫困”，这种认知可能遮蔽了贫困的多维性——一个人可以拥有智能手机，却仍然付不起房租、吃不起饱饭、看不起病。
更值得深思的是数字时代的情感疏离，乞讨大爷在玩手机时，他是在逃避现实，还是在连接世界？当他低头沉浸在屏幕中时，是否也在无意间与那些可能帮助他的人隔绝开来？数字设备本应连接人与人，却常常在实际中制造新的隔阂，这一幕中，最讽刺的或许是：行人们匆匆走过，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乞讨大爷蜷缩角落，也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两个世界通过相似的姿态,维持着各自的平行。
从社会支持系统的角度看，智能手机甚至可能改变传统乞讨的意义，当乞讨者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联系救助站、申请社会福利时，街头乞讨可能不再是绝望的最后选择，而成为众多生存策略中的一种，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城市贫困救助体系的构建——它不应再基于“完全无助”的假设，而应认识到即使最弱势的群体，也在以复杂的方式应对生活,其中就包括对数字工具的利用。
夜幕降临，乞讨大爷收起手机，重新将注意力转回面前的碗，那个发光的屏幕消失了，他又变回我们熟悉的乞讨者形象，但我知道，那个智能设备就在他的口袋里，一个微缩的、连接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这一幕不是城市的伤疤，而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切片——最古老的生存方式与最新的科技产物并存，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同时显现,人类尊严与技术工具复杂交织。
走过天桥，我不禁思考：在日益数字化的城市中，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同情、尊严和帮助？当乞讨者都拥有了智能设备，贫困的形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乞讨者该不该有手机”，而在于我们如何构建一个社会——在那里，无论一个人拥有怎样的数字设备,都能获得应有的尊严和基本保障。
城市继续运转，霓虹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屏幕，每个屏幕都映照着一个世界，而那位乞讨大爷和他的手机，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在这个被数字重新编码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脆弱,也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