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药房的卷帘门已经拉下一半，我借着柜台上的台灯，仔细辨认着处方上最后几味药：当归三钱、柴胡二钱、合欢皮两钱半……最后三个字写得尤其潦草：“金银花，适量”，适量是多少？我抬头看向坐在等候区的他——陈默，我的高中同学,也是这家社区诊所最神秘的常客。
陈默每个月都会来抓一次药，方子永远是手写的，字迹各不相同，但总会出现在诊所最安静的午后，或是像此刻这般临近打烊的深夜，方子上没有医师签名，没有医院公章，只有一串串中药名和用量，更奇怪的是，这些药方看似杂乱，细看却有章法：多是疏肝解郁、宁心安神之品,像是为了调理某种长期的情绪症结。
“金银花要多少？”我终于问道。 他抬头，眼镜片后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深邃：“您看着办吧。”
我第一次见到陈默是在三个月前，那是个暴雨将至的午后，他推门进来时带着一股湿漉漉的青草气，白衬衫的袖口整齐地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他把折叠整齐的处方推过来，全程没有多余的话，处方上的“金银花”用量写的是“随症加减”，这是中医里最玄妙的医嘱之一——它意味着这味药不仅治病,更是在调节某种难以言说的平衡。
金银花，忍冬科植物，性甘寒，归肺、心、胃经，教科书上说它能清热解毒、疏散风热，主治温病发热、热毒血痢，但在我从小跟随祖父识药抓药的记忆里，金银花还有另一个名字——“鸳鸯藤”，因其一蒂二花，成双成对，祖父曾说，有些药治的是表面的热，有些药治的是心里的火，陈默要治的,显然是后者。
渐渐地，我从那些支离破碎的药方里拼凑出一些线索，柴胡疏肝，合欢皮解郁，夜交藤安神，酸枣仁养心……这是一个长期处于焦虑、抑郁状态的人需要的方子，而金银花反复出现，用量飘忽不定，像是一个情绪的晴雨表，我开始留意那些处方纸——它们来自不同的笔记本，边缘偶尔粘着咖啡渍，有一次甚至还夹着一片压扁的银杏叶，这不是医生的处方，这是患者的自述,用中药的语言写成的日记。
直到上周，我在清理柜台时发现陈默遗落的一张纸片，不是处方，而是一张便签，上面用铅笔淡淡地写着：“告诉妈妈药方是治失眠的，金银花可以多说些，她喜欢花。”纸片背面，是几行被划掉又没完全划掉的字：“TXL不可说，如同金银花的寒性，在温热体质中需配伍生姜，在我家需配伍谎言。”
TXL，我盯着这三个字母，药杵从手中滑落，在瓷碗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所有散落的线索忽然被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来——那些疏肝解郁的药，那些深夜独自取药的时刻，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还有“金银花适量”里那个无法量化的“适量”，适量是多少？或许是柜台上永远差一点满的秤盘，是生活里永远缺一角的自在,是爱里永远多一分的克制。
陈默再来时，我特意将金银花单独包了一小包。“这味药很有意思，”我尽量让语气平常，“一蒂二花，两朵并生，像双胞胎，但入药时人们总是把两朵一起摘下，一起晒干，一起称量，从不分开。” 他接药袋的手顿了顿。 “所以中医里说它‘清热解毒’，清的不仅是外感的热，也是内郁的毒。”我继续说，“有些热毒不在肌表，在血脉深处；有些处方不能明写，只能心传。”
他抬头看我，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在那双总是低垂的眼眸里，我看到了某种熟悉的深渊——那是无数个深夜我面对药柜时的眼神，是辨认那些模糊处方时的眼神，是在“适量”二字前徘徊不定的眼神，我们都懂得有些话只能藏在药名里,有些真相只能借草木之口诉说。
“谢谢。”他说，声音很轻，“其实金银花……我从来没用过。” 我怔住了。 “方子上写它，是因为它在这个故事里必须存在。”他握紧药袋，“就像有些人在你的生命里必须存在，哪怕只是作为一个符号，你知道它在那里，但永远不会去称量，不会去煎煮，因为它对应的那个症结，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
他推开玻璃门，身影融入夜色，我看向那张最新的处方，“金银花，适量”四个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柔和，适量是多少？是零，也是无穷，是此刻不能说破的秘密，也是未来某天或许能坦然面对的真实，我忽然明白，这张药方真正要治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病症，而是“开处方”这个行为本身——是那些被折叠的纸张，那些加密的药材名，那些借草木之口说出的,深不可测的人间心事。
药柜最上层，金银花在玻璃罐里静静开放，一蒂二花，相依相生，它们被晒干，被储存，等待着某个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适量”时刻，而在这个潮湿的夏夜，在无数个像陈默一样的人的故事里，金银花已经不仅仅是金银花——它是一味尚未启封的药，一帖写满密码的处方，一个关于如何与隐秘自我共存的中医隐喻，深不可测的从来不是草药，是那些我们借草药之名,悄悄安放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