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妃”，这个词一出，历史的尘埃里便泛起一阵幽暗的叹息，它几乎与“红颜薄命”、“深宫怨妇”划上等号，指向那些被皇权、被帝王无情抛掷的美丽身影，历史总在缝隙处透出不一样的光，细察青史，会发现有那么一些女子，当“妃”的身份被剥夺，当“弃”的命运已成定局，她们的人生并未就此坠入无声的黑暗，反而于绝境中裂开一道缝隙，活出了另一种令人惊异的“第一等”——不是地位的第一等，而是灵魂高度与生命韧性的第一等，她们从笼中囚鸟，蝶变成了自己的君王。
这些女子,首先颠覆的，是“弃”字的被动与悲情，诚然，她们是被选择的，被驱离了权力与恩宠的核心，但这“被弃”，往往也是被动卸下枷锁的开始，最典型的，莫过于汉武的陈皇后阿娇，金屋藏娇的童话破碎后，她被弃长门宫，史书多渲染她的千金买赋，乞求垂怜，换个角度看，长门宫固然是冷宫，又何尝不是让她远离了未央宫的腥风血雨与卫子夫的步步紧逼？她买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固然是哀鸣，也未尝不是一种用当时最顶级的文化资源进行自我表达与申诉的姿态，她不再是需要扮演“贤后”的提线木偶，而是在自己的天地里，以悲歌为载体，完成了对自身命运一次凄美而有力的书写，这“弃”，让她从政治的玩偶，被迫回归为一个可以肆意悲伤的“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对她的咏叹，正是她以悲剧为碑，在文化史上刻下的另一种不朽。
更进一步,有些“弃妃”竟将人生的危机，化为转身的契机，在另一片天地里重建秩序，反客为主，这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曹魏文德郭皇后（原型常被关联到甄嬛故事的历史背景之一），她本是罪臣之女，没入宫中为婢，身份低微，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她凭借智慧与审慎，不仅生存下来，更在曹丕即位后，于后宫倾轧中最终被立为皇后，她的一生，堪称从“弃”的尘埃里顽强生长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她被尊为皇太后后，在曹叡时代虽不直接干政，却以自身的威望与智慧，对强横的族兄加以抑制，力图稳定朝局，她早已超越了“妃”乃至“后”的性别附庸身份，而是以一个政治平衡者、家族保护者的姿态，在男权与皇权的夹缝中，行使着独特的权威，她的权力，不再来源于帝王的宠爱，而来源于自身的历练、智慧与关键时刻的抉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被弃”过往最彻底的颠覆与超越？
而最为壮烈、也最具美学意味的“第一等弃妃”，是那些将“被弃”的命运，主动转化为一种决绝的自我放逐与文化符号，从而在精神上完成对君主、对原有价值体系的俯视，汉元帝时的王昭君，其故事经过后世文人层累的渲染，已成为不朽的传奇，无论历史真相如何，在传说中，她自愿请行，远嫁匈奴，当她的身影离开汉宫，踏上塞外之路时，元帝的惊愕与悔恨已成最无力的背景，她用自己的离去，完成了对深宫制度的沉默抗议，也完成了个体对和亲政治这一宏大叙事的悲壮承担，在文人笔下，她“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独留”，是孤独，更是独立，她的坟墓，青草离离，面向故乡，也面向历史，成为一个远比未央宫更永恒的文化地标，她放弃了汉宫的妃嫔身份（虽未正式被弃，但画师事件本质也是一种君王的忽视与“弃”），却赢得了在更广阔历史时空中的“永生”，在这层意义上，她不再是任何人的妃，而是民族团结的使者，是文人寄托理想与哀思的偶像，是她自己命运的主宰，她的“弃”，是一种主动的、升华的“舍”，从而获得了“得”的极致。
深宫的红墙,困住了无数女子的青春与梦想。“弃妃”之名，更是试图将她们钉死在失败者与可怜人的耻辱柱上，从陈阿娇在长门宫中以悲赋立言，到郭太后在政治漩涡中以智慧立身，再到王昭君在青冢黄昏中以传奇立心，她们共同向我们展示了：当外在的囚笼（妃的身份、君的恩宠）被打破或主动挣脱后，一个女性所能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她们或许不曾掌握玉玺,却在自己的生命疆域里，重建了秩序；她们或许不再拥有君王的爱情，却赢得了历史的铭记与后世的敬仰，这“第一等”，是心灵不羁的等级，是智慧存续的等级，是精神不朽的等级，她们的故事，如同一面冷冽的铜镜，照见的不仅是宫廷的残酷，更是在绝对逆境中，人性如何可能保持尊严，甚至开出绚烂之花，深宫囚鸟，终成自己的王，这，才是历史叙事中，最沉默也最震撼的一脉血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