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二岁那年收到的第一个带锁的日记本，扉页上印着烫金的“少女心事”，粉红色软皮封面，锁孔小得只容得下一枚指甲盖的旋转，母亲说：“小柔，以后有什么话，就对它说。”她把铜钥匙穿进红绳，挂在我脖子上，像某种隐秘的成人礼，那些年，我在灯下写下的，不过是隔壁班男生打球时扬起的手臂弧线，是考试失利后浸湿纸页的咸涩，是对于成长既惧怕又期待的、一团模糊的雾气，锁舌“咔哒”扣合的声响，是我与整个世界之间,最安全的一道门。
我以为，心事就该是这样，被妥帖地安放，等待时间将其风干成书签，轻薄、美丽,再无重量。
第一次听见那个词，是在大学宿舍卧谈会，黑暗里，某个声音吃吃地笑，带着一种我陌生的、黏腻的炫耀口吻，描述着与男友的亲密，那些词汇像夏季雨夜里撞上纱窗的飞虫，噼啪作响，莽撞而生硬，我蜷缩在被子里，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胸前的红绳——钥匙早已不知丢在哪个年岁的角落，但那种寻求屏障的冲动还在，我感到一种隔膜，她们谈论的，仿佛是与我的日记本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语言，一种将极其私密的颤栗，粗暴地拉拽到公共语境中展览的语言，那时我隐隐觉得，有些体验，或许生来就不该，也不能被流畅地言说，一旦出口，就失了真,染了尘。
后来，我撞见了那些文字，不是在什么隐秘的角落，就是在最普通的社交时间线里，夹杂在美食与风景图中，它们被用作标题，像一把把生锈的钩子，急切地想从人海里拖拽出一点流量与目光，我猛地合上手机屏幕，掌心有汗，并非出于单纯的羞耻，而是一种更深的不适——我珍视的，或惧怕的，或仅仅只是属于我个人阈限之内无法命名的那些感受，被如此轻佻地、功能性地榨取，变成刺激感官的符号，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想念我那本小小的、沉默的日记，它在我的旧物箱底，锁已锈死，但内页的纸张,一定还是初白。
我认识小柔，是在一个线下的写作沙龙，她安静，穿棉布长裙，说话时眼神总先垂落一下，像在斟酌字句的轻重，我们成了朋友，有一次深夜谈心，她对我讲起一段持续数年的恋情，如何始于电光石火，终于柴米油盐与冷暴力，她描述那些细碎的折磨，描述自己如何一点点失去声音，像退潮后搁浅在沙滩上的贝类，她的叙述是平缓的，甚至有些过于冷静，直到最后，她才极快、极轻地说了一句：“最痛苦的不是争吵，是后来……他连碰我，都像在完成一项厌倦的任务，那种……‘轮流’的冷漠，‘射精’的目的性，抽走了最后一点温度。”
她用了那两个词，但在她的语境里，它们剥去了所有情色的外壳，赤裸裸地，只剩下一种器械般的残酷，一种情感彻底破产后，关于身体的、最后的荒芜证词。
我忽然明白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抗拒，我抗拒的，从来不是身体或爱欲本身，我抗拒的，是语言施加于其上的“暴力抽插”——那种不由分说的侵入，那种将复杂生命体验“轮流”榨取为简单刺激的粗暴，以及最终，在喧嚣过后“射精”般的空虚与抛弃，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痛与欢愉,不应成为被语言如此消费的客体。
沙龙结束后，我回了趟父母家，从旧物箱底翻出了那个日记本，锁芯锈蚀，我用钳子小心地铰断了搭扣，内页微黄，字迹稚嫩，我翻到其中一页，十四岁的我在上面写道：“今天体育课跑了八百米，最后冲刺时，喉咙有血腥味，但风吹过汗湿的刘海，天空蓝得让人想哭，这感觉，我写不出来，但我记住了。”
是的，我记住了，有些风，有些蓝，有些深夜的叹息与清晨醒来时刹那的清明，有些拥抱的力度和眼泪的咸度，有些在极致亲密中感受到的、近乎神圣的脆弱与交付……它们属于生命最深处的矿藏，语言或许终其一生都无法精准地开采、雕琢它们，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守护那座矿藏的人口，抵御那些喧嚣的、掠夺式的开矿者。
我不再用锁，日记本摊开在枕边，像一个默许的邀请，但我学会了，在即将落笔的刹那，有时会停下，让一些东西，就停留在肌肤之下，血液之中，成为骨骼里沉默的钙质，那不是匮乏，而是富足；不是禁闭,而是留给无限体验的一座圣殿。
我知道，在这个表达即存在、流量即王道的时代，这种沉默近乎一种奢侈的抵抗，但至少，在属于我的这片静默领地里，所有的风，都还保持着它最初的方向；所有的蓝，都未曾被任何一个词汇所染指，这让我在每一次必须开口言说时，还能记得，有些东西，永远比语言更浩瀚，而真正的温柔，或许始于懂得，何时该为那些无以名状之物,捍卫它们的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