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台前无人,冰柜的嗡鸣成了店里唯一的声响，白炽灯把货架照得惨白，连薯片包装袋上的油光都一清二楚，她站在糖果货架的末端，身体微微侧向监控的死角，那是个穿着蓝白校服的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马尾辫有些松散，额角沁着细汗，她的目光在一排进口巧克力上快速移动，最终锁定一盒包装精致的生巧，她伸出手，指尖触到冰凉包装的瞬间，又像被烫到般缩回，四下环顾，无人，那盒巧克力被飞快地抓起，滑入她敞开的、略显宽大的校服外套口袋，动作行云流水，带着一种奇异的、排练过般的镇定，她没有立刻离开，反而走向饮料柜，取下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走到收银台，用零钱付了账，硬币落在柜台上的声音，清脆得有些刺耳，推门离开时，风铃叮当一响，她没入盛夏午后白晃晃的阳光里，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刚放学的中学生。
店员从后面的小仓库走出来,揉着惺忪睡眼，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监控录像的某个角落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像素点，记录下了这场寂静的“狩猎”，这便是我在便利店兼职的第一个月，目睹的第三次“顺手牵羊”，前两次的主角，是神色疲惫的中年男人，偷的是廉价的袋装面包和火腿肠，他们的动作慌张，眼神躲闪，浑身写满被生活紧逼的窘迫，而这次不同，这个女孩，她偷的并非生存所需，甚至不是青少年常觊觎的高价零食或游戏点卡，那是一盒价格不菲、用以“悦己”的巧克力，她的脸上没有窘迫，只有一种完成仪式般的、近乎专注的平静。
这平静比慌张更让我困惑,也隐约刺痛了我，我的青春期，是在一种紧绷的“正确”中度过的，每一分零花钱的用途都要报备，每一次考试成绩都被衡量，每一个朋友都要经过父母的“背景调查”，我像一棵被精心修剪的盆景，朝众人期待的方向生长，从未有过旁逸斜出的枝桠，反抗是遥远的、属于电影里的词汇，我的叛逆，顶多是在日记本里写下几句晦涩的牢骚，或是锁上门偷偷听一盘不被允许的磁带，而眼前这个女孩，她用一种沉默的、具象的、带有风险的动作，完成了一次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越界”。
我开始不可抑制地想象她的生活,也许她的书桌抽屉里塞满了考卷和参考书，墙上贴着理想大学的名字，也许她的耳边也终日回响着“要听话”“要努力”“要争气”的叮嘱，那盒巧克力，与其说是她想品尝的甜，不如说是她想窃取的、一点点对生活的“主权”，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完成一次小小的、成功的“违规”，仿佛就能在密不透风的青春里，凿开一个可供呼吸的缝隙，那偷来的不再是巧克力，而是一种隐秘的、悲壮的自我认证——“看，我可以决定我要什么，哪怕是用这种方式。”
便利店成了观察这一切的绝佳橱窗,我见过更多类似的身影，有男孩偷偷拆开一包烟，拿出一支笨拙地点上，在店后巷的阴影里呛出眼泪，只为模仿某个他以为很酷的电影镜头，有女孩结伴而来，其中一个巧妙地遮挡，另一个迅速将一支口红塞进袖口，然后彼此交换一个兴奋到颤抖的眼神，他们的目标物往往微小，价值有限，与其说是贪婪，不如说是一种象征，象征对成人世界规则的初次试探，对消费符号的幼稚追逐，或仅仅是对“平淡日常”的一次冒险着色，他们盗窃的，是“体验”。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书中将青少年的某些问题行为，解释为对自我边界的探索和对自己力量的测试，他们未必不知道这是错的，但他们需要感知到“错”所带来的心跳、风险以及事后的独特记忆，在一切都被安排妥当的年纪，“错误”反而成了少数能确凿证明自己存在感的事情，便利店的货架，那些触手可及的、明码标价的小商品，成了他们最初演练“选择”与“承担”的简陋舞台。
我当然不赞同偷窃,作为店员，我有责任维护商品的安全；作为一个社会人，我深知规则的重要性，但在某个褪去制服、走在回家路上的夜晚，看着街边灯火通明的便利店，我会想起那个偷巧克力的少女，她后来再没出现过，那盒巧克力的钱，从我的薪水里扣掉了，这很公平。
我扣掉的薪水,或许支付了我未曾拥有过的一课，她的“窃取”与我“被窃”的经历，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我对那个燥热夏天的独特记忆，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那盒巧克力的味道，但我知道，在那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有一个少女，用一次勇敢又笨拙的犯规，试图从规整的世界里，偷取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带点苦涩的甜，而我，一个循规蹈矩的旁观者，却在多年后，才隐隐尝到了那份复杂的滋味。
原来,有些东西是偷不走的，比如成长的重量；而有些东西，即便被偷走了，也会在时光里，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归还，比如对一段迷茫青春迟来的、广袤的共情，那个夏天，我和她，或许都被便利店“偷走”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