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岳母第七次起身去倒水，玻璃水壶与杯壁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午后显得格外突兀，妻子在厨房准备晚餐，我坐在沙发这头，岳母坐在那头，中间隔着三米长的实木茶几,却像隔着一片沉默的海。
这是岳母搬来与我们同住的第三个月，在此之前，“饥渴”这个词在我字典里只与生理需求相关——直到它成为一个形容词,悬挂在我和岳母之间。
岳母年轻守寡，独自把妻子拉扯大，妻子常说：“我妈这辈子太苦了。”所以我们买房时特意留出一间朝南的卧室，装修成她喜欢的米色调，搬家那天，岳母抱着一个褪色的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她所有重要物件：房产证、存折、黑白结婚照，她站在新房间门口，眼眶微红地说：“我这辈子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福气。”
最初的和谐只维持了两周，我发现岳母总在“渴求”着什么——不是物质，而是一种我无法精准描述的关注，她会在我看书时，每隔二十分钟问我要不要吃水果；会在妻子与我低声交谈时，突然提高音量说起毫不相关的事；会在我们准备出门时，反复确认我们几点回来,尽管她并不需要我们带什么。
“妈是不是太黏人了？”一天夜里，妻子轻声问我，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我们决定多陪她聊天，周末带她去公园，但情况反而变本加厉——她开始记住我们随口提过的每件小事，并在第二天反复追问进展；她研究我们爱吃的菜,却在餐桌上紧张地观察我们每一口的反应。
转折发生在一个暴雨夜，妻子出差，我在书房赶稿到凌晨两点，推开房门时，发现客厅落地灯还亮着，岳母蜷在沙发一角睡着了，电视无声地播放着午夜剧场，我轻声叫醒她，她惊醒的瞬间脱口而出：“你爸？”随即意识到失言，慌乱地拢了拢头发，“我以为是你爸下夜班回来了。”
那晚我们第一次真正交谈，她讲起三十年前，同样一个雨夜，岳父下班回家浑身湿透，她一边埋怨一边用毛巾给他擦头发；讲起女儿三岁发高烧，夫妻俩轮流抱着在医院走廊走到天亮；讲起岳父去世前最后说的话是“照顾好女儿”... “你们现在什么都有，”她摩挲着铁皮盒的边缘，“我好像没什么能给你们了。”
我忽然明白了她的“饥渴”——那是一个被时代骤然抛下的人，在确认自己存在价值的本能挣扎，她的整个世界曾经由“妻子”和“母亲”两个身份支撑，如今女儿独立，丈夫缺席，她站在我们精心为她准备的生活里，却像个误入者般手足无措，她的过度关注不是控制，而是溺水者寻找浮木；她的记性好不是窥探,而是试图在我们生活的版图上找到自己能参与的小小坐标。
那天起，我开始笨拙地“索取”，我会在修窗帘时说“妈来帮我扶一下椅子”；会在写稿卡顿时问“您觉得这个情节合理吗”；会在超市打电话问“红豆要买圆的还是长的”，我逐渐发现，当我坦然接受她的付出时，她眼中那种焦灼的“饥渴感”反而在消退——原来她需要的不是被照顾,而是被需要。
上周五，岳母在厨房教我做她家乡的腌菜，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她花白的头发上跳动，她一边示范一边说：“我母亲教我这个方子时，我也是你这个年纪。”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某种传承正在发生——不是血脉的,而是关于如何理解爱的传承。
现在岳母还是会经常倒水，但我不再觉得那声音刺耳，有时我会主动把杯子递过去：“妈，我也渴了。”她接过杯子时，眼角细密的皱纹会舒展开来，像平静湖面上温柔的涟漪，原来亲情最深的滋养，并非单向的给予或接受，而是在彼此需要的天平上,终于找到那个让灵魂不再摇晃的平衡点。
而那个曾被我认为“饥渴”的岳母，用她大半生的寂寞教会我一件事：最好的孝心，不是给长辈一个无忧的晚年，而是郑重地邀请他们继续参与这个世界——以他们熟悉的方式，在他们尚有余热的时光里，因为被需要,才是对抗生命虚无最坚实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