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死亡高度“消毒”的时代，死亡被隔离在医院的白布之下，被简化为讣告栏的几行铅字，被压缩为社交媒体上一闪而过的悼念表情，我们谈论养生、抗衰、延寿，用尽一切科技与手段将死亡的意象推得远远的，仿佛它是一种可以通过积极生活方式而避免的“程序错误”，这种对死亡的集体回避，恰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是一种“沉沦”的逃避——我们在日常的喧嚣中，忙不迭地转过身去，不敢直面那最本己的、无可逾越的可能性。
这种逃避并未带来心安，它转化成了弥漫性的焦虑，潜伏在每一次午夜梦回，附着于对健康数据的过度监测，显形于对微小不适的灾难化想象，死亡，这个被压抑的终极命题，并未消失，反而以更扭曲、更富控制力的方式，调教着我们的生活，它教会我们恐惧，教会我们紧紧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感官欢愉，教会我们在物质的积累与身份的攀爬中寻找虚幻的永恒，这便是“死亡调教”的第一重含义：在我们背过身时，它已悄然塑造了我们的生存姿态,一种以逃离为内核的生存姿态。
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这场“调教”提供了全新的剧场，死亡时而变得极度廉价——远方战争的伤亡数字滚动更新，迅速被下一个热点覆盖；时而又被表演性地隆重消费——名人的离世引发短暂而模式化的集体哀悼，旋即陷入各种争议与解读，更微妙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建构一种“数字永生”的幻象，精心维护的社交账号，存储于云端的海量记忆，甚至正在发展的数字人格技术，都在许诺一种肉体消亡后的痕迹存续，这看似是对死亡的抗争，实则可能是一种更精致的调教：它让我们误以为，生命的意义可以等同于线上身份的延续，从而进一步消解了对生命有限性的深刻体认,将存在浅薄化为一场永恒的线上展演。
要打破这场由逃避主导的“死亡调教”，我们或许需要一场反向的、主动的“调教”——不是被死亡在暗中塑造，而是主动将它请到面前，进行深思与对话，这不是病态的沉迷，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练习死亡”，如柏拉图所言，哲学便是“习死之学”，蒙田也曾说：“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他生活。”
主动的“死亡调教”，第一步是进行“边界教育”，意识到生命有涯，是所有意义建构的坚硬基石，正是死亡的绝对存在，为我们的选择赋予了重量，为时间的分秒注入了价值，没有“终局”这个边框，生命的画卷将无限延展，从而变得轻浮而无所谓，死亡的确定性，恰恰是自由与责任的根源，它迫使我们追问：在有限的幕布落下之前,我究竟要上演怎样的剧情？
第二步，是践行“终局思维”，这不是终日忧心忡忡，而是在重要抉择面前，引入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视角：如果生命将尽，此事是否依然重要？那些人际的嫌隙、无谓的虚荣、盲目的奔忙，在终局的映照下，往往会显露出其原本的琐碎，这种思维不是消极的，它如一面透镜，能聚焦生命的光线，灼烧出真正重要的价值核心——也许是爱，是创造，是对他人与世界的深切关怀,是内心平和与智慧的生长。
主动的死亡调教，旨在达成一种“向死而在”的清醒与从容，它意味着全然接纳生命作为一项“向死”的进程，并将这份清醒转化为当下热烈而专注的投入，知道花会凋零，才更能欣赏此刻的绽放；明白宴席必散，才更懂珍惜举杯的欢聚，这种状态下，焦虑得以沉淀，虚幻的执念得以剥离,人反而能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力量。
现代人需要的，并非对死亡的技术性胜利，那或许永不可能，也未必可喜，我们需要的是在这场无可避免的“调教”中，夺回主体的位置，从被死亡恐惧暗中驱使，转向借死亡之镜照亮生存，当我们学会与终局共舞，生命的步伐或许会更沉稳，更坚定，也更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华彩，因为真正被死亡调教好的生命，不是在恐惧中延长,而是在觉悟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