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的努拉，今天本该去上学，她的书包里装着识字课本和一支彩色铅笔，那是邻居姐姐送给她的礼物，清晨唤醒她的不是学校的铃声，而是母亲压抑的啜泣和婶婶们忙碌的脚步声，她们用粗糙的染料在她的小手上画满复杂的花纹，用一件对她而言过于宽大、绣着金线的红色嫁衣裹住了她瘦小的身体，一头小毛驴载着她，穿过熟悉的尘土飞扬的村庄小路，走向一个四十岁陌生男人的家，她的“婚礼”没有祝福的歌声，只有女眷们低沉的呜咽和远处依稀可闻的、男人们为彩礼讨价还价的声音，她的童年，在那一刻,被永远地典当给了婚姻。
努拉的遭遇，并非孤例，在也门，童婚是一个被贫困、战乱与古老传统所滋养的顽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也门高达32%的女孩在18岁前结婚，更有近10%未满15岁，在一些极端保守的农村地区，女孩的青春期甚至月经初潮，便被默认为“适婚”的标志，法律形同虚设：也门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最低结婚年龄，所谓的“保障”在强大的习惯法和生存压力面前脆弱不堪。
驱动这场悲剧的，首先是极度的贫困，持续多年的残酷内战，已将也门推向全球最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深渊，许多家庭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而嫁出年幼的女儿，意味着一张吃饭的嘴，更意味着一笔可以拯救全家于水火、用来购买食物或支付医药费的“彩礼”，女儿的身体，成了家庭最后可以变现的“资产”，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与传统观念，女孩被视为家庭的“荣誉”所在，早婚被许多家庭认为可以“保护”女孩的贞洁，避免婚前性行为给家族蒙羞，将女儿嫁给年长、经济更稳定的男性，也被视为为她寻求一份“长远保障”——尽管这份“保障”往往以剥夺她的一切发展为代价，部分对宗教经典的僵化解读，为童婚提供了扭曲的“合法性”外衣,掩盖了其剥削的本质。
这所谓的“保障”与“出路”，对女童而言,无异于一场缓慢的死刑。
身体上，她们被迫承受不可逆的摧残。 幼小的生殖器官远未发育成熟，怀孕和生产如同走鬼门关，也门是全球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童婚产妇面临大出血、难产、瘘管病的风险成倍增加，许多小新娘在初次性行为中便遭受严重创伤，其后是接连不断的怀孕,直至身体彻底垮掉。
精神与认知上，她们被剥夺了未来。 婚姻意味着学业的中断，一个八岁的女孩，从此与教室、书本、同龄玩伴绝缘，她被期待的角色是妻子、母亲和劳力，而非一个可以学习、思考和梦想的独立个体，这种孤立与认知剥夺，将她牢牢禁锢在从属地位,使她失去任何改变命运的知识与能力。
心理上，她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创伤。 被迫与家人分离，与一个近乎祖父年龄的陌生人建立亲密关系，常常伴随暴力与性虐待，恐惧、抑郁、焦虑成为常态，而社会文化却要求她们沉默、顺从，她们的童年被暴力与恐惧填满,快乐成为一种遥远的奢望。
更为可怕的是，童婚制造了一个代际传递的贫困与压迫循环，没有受过教育、健康受损的童婚母亲，很难给予下一代良好的养育和启蒙，其女儿再次陷入早婚贫困的风险大大增加，悲剧,由此在一代代女性身上复刻。
国际社会与也门本土的人权组织从未停止抗争，他们在社区开展宣传，试图改变观念；为女孩提供教育机会和安全空间；推动立法改革，在无休止的炮火、普遍的经济崩溃和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这些努力举步维艰,犹如在沙漠中试图培育一片森林。
也门八岁新娘的故事，是人类良知的一道伤疤，它逼迫我们直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某些角落，“文明”的帷幕之后，仍在上演着基于性别与年龄的、制度性的剥削，这不仅仅是也门的困境，也是全球的课题，它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进步,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与权利。
当我们为一个八岁女孩被迫穿上嫁衣而震颤时，我们不应止于遥远的同情，关注即力量，声音可汇聚成河，支持致力于消除童婚、促进女童教育的国际组织与本地项目，让信息穿透壁垒，让故事不被湮没，本身就是在撼动那座将无数“努拉”禁锢其中的无形高墙，每一个女孩，都应当拥有属于童年的书包与梦想，而不是被迫承受与她的年龄、她的身躯、她的心灵全然不符的婚姻重轭，她们的未来,不应在八岁时就被永远地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