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街老了,沿街的铺面像是被岁月漂洗过的旧衣裳，褪了色，皱了边，唯有街角那栋三层小楼，还固执地守着一点旧日的派头——步步高电影院，招牌上的霓虹管早坏了十之八九，“电”字只剩右下角一点，微弱地亮着，像困倦至极时不肯合上的眼皮，门口的水磨石台阶，被数不清的鞋底磨出了两道光滑的凹痕，像两条沉默的溪流，缓缓汇入门内幽暗的光影里。
走进去,那股熟悉的气息便不由分说地将你包裹，那是陈年绒布座椅、消毒水、尘螨与奶油爆米花甜腻香精混合的味道，沉甸甸的，带着时光的湿度，午后的场次，观众寥寥，大多是些银发老人，他们安静地陷在宽大的座椅里，银幕的光在他们脸上明明灭灭，分不清是光影的流动，还是他们自身记忆的回响，我习惯性地选了最后一排靠过道的位置，头顶老旧的空调嗡嗡作响，送出的风有股铁锈味，和放映机转动的沙沙声、前排偶尔响起的轻微鼾声，织成一片安详的、催人入梦的背景音，这里的时光，流速仿佛与外界不同，黏稠而缓慢。
我第一次被父亲的大手牵着,迈上这台阶时，身高还够不着售票窗口的下沿，那天放什么片子，早已忘却，只记得黑暗中父亲摊开的掌心里，躺着几粒带着体温的花生米，咸香，酥脆，还有更久远的画面，是母亲年轻的背影，乌黑的发辫垂在蓝布衫上，她抱着襁褓中的我，坐在前排，银幕上的人影对她而言，大约只是喧嚣晃动的背景，等我略大些，这里成了逃学的天堂，用省下的早餐钱换一张学生票，钻进最黑暗的角落，看港片的刀光剑影，看好莱坞的都市幻梦，看得热血沸腾，仿佛自己也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主角，彼时影院里人声鼎沸，嗑瓜子声、小孩哭闹声、青年人的笑骂声混杂，空气里是热烘烘的人气与劣质烟草味，银幕上英雄纵身一跃的瞬间，全场会响起由衷的、炸雷般的喝彩，那是一种集体参与的热闹，一种粗粝而生猛的快活。
后来,我背上行囊，去远方的城市求学、工作，在那里，电影院是光洁如镜的商场顶层，是IMAX巨幕与杜比环绕声的震撼，是线上选座、扫码取票的便捷，是爆米花可乐的标准套餐，以及映前长达二十分钟的广告，一切都精准、高效、崭新，散发着工业时代的冷冽香气，我在那些影厅里，看过最炫目的特效，听过最细腻的音效，却常常在灯光亮起时，感到一阵迅疾的、空荡荡的失落，我和周围的陌生人同时站起，沉默地鱼贯而出，汇入电梯的人流，彼此再无交集，电影成了一次次精致的消费，一个与爆米花、可乐并列的娱乐选项，看完即弃，不落痕迹。
我又常常回到这里,回到“步步高”，并非因为它有多么好，恰恰是因为它的“不够好”，它落后于时代，因而也留住了时间的质地，看电影不是单纯的消费，更像一种仪式，一种回归，邻座的老伯会跟你闲聊，说二十年前带孙子来看《大闹天宫》，那小子现在在深圳安了家；收票的阿姨永远记得你爱坐哪个位置，会顺手塞给你一张过期的电影月历，银幕或许有划痕，音响或许夹杂杂音，但当光影亮起，你仿佛能听到这栋建筑自身的呼吸，能感到无数在此笑过、哭过、激动过、沉睡过的灵魂，与你共享着同一片昏暗，你不仅是观众，也是这幕布下流淌生活的一部分。
前些日子,陪母亲来看一场旧片重映，黑暗中，她的手有些凉，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在这里，年轻的地也曾牵着我的手，我们的角色对调了，银幕上，光影交错，演绎着别人的悲欢离合；银幕下，我握着母亲的手，感受着生命真实而沉默的流逝，那一刻我恍然，步步高电影院，或许从来就不仅仅是个放电影的地方，它是这座小城的集体记忆中枢，是一个笨拙的、却无比忠诚的时光存储器，它用褪色的丝绒、磨损的台阶、不那么清晰的画面和掺杂噪音的音轨，为我们这些在高速时代里有些踉跄的人，保存着一个可以“回得去”的坐标。
城市日新月异,商圈迁移，新区崛起，听说街对面要建新的购物中心，里面会有一个更豪华的多厅影院，步步高电影院，大约终究会像许多旧物一样，在某一天悄然谢幕，但我知道，纵使它的霓虹彻底熄灭，台阶爬满青苔，只要我闭上眼，那股混合着旧绒布与奶油爆米花的气味，那放映机转动时沙沙的声响，那黑暗中无数共享的呼吸与心跳，便会从记忆深处浮现，那是一个褪了色的、却无比坚固的港湾，它让我知道，无论我在外经历了怎样的漂泊与风雨，总有一个地方，以它特有的陈旧与缓慢，完整地保留着我半生的倒影，那光影摇曳的昏暗空间里，盛放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宏大叙事之外，具体而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