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上是精心修饰的九宫格照片——父亲穿着沾满机油的工作服，站在修了一半的摩托车旁，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却对着镜头笑得眼角堆起皱纹，朋友圈零星几个赞，淹没在无数光鲜亮丽的旅行、美食、自拍照中，我犹豫片刻，最终没有点击发送，在这个追求“精致感”的时代，我的父亲，似乎有些“拿不出手”。
他是那种会把白衬衫穿成灰色地图的男人,不是懒惰，而是他的“战场”从来不在光可鉴人的写字楼，童年记忆里，他下班回家时，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机械油污，身上散发着机油、汗水与阳光混合的复杂气味，那味道不香，甚至有些刺鼻，却是我童年安全感最坚实的注脚，他可以用那双粗糙的手，修好任何坏掉的玩具、吱呀作响的木门、漏水的龙头，却总学不会把衬衫熨得平整，或记住领带的几种系法。
我曾为此感到难堪,家长会上，别人的爸爸西装革履，谈吐文雅；我的爸爸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一开口是朴实的方言，青春期时，我甚至害怕同学知道他是一名普通的机械工人，我努力让自己变得“干净”、“体面”，仿佛这样就能洗刷掉他身上那种属于劳动、属于尘土、属于汗水的不够优雅的印记，我疯狂迷恋一切光洁如新的事物，试图与他，与他的世界划清界限。
直到多年后,我读到作家刘亮程的句子：“父亲说，你踩着的这块土，被多少个庄稼人的脚踩实过，你喝的这口井水，养活了村子里几十辈人。” 那一刻，我忽然被一种巨大的愧疚击中，我嫌弃的，或许正是土地本身；我渴望剥离的，或许是我生命最深的根。
我的“脏爸爸”，他的“脏”是具体的：是弯腰检查机器时蹭在肩背的灰尘，是搬运货物时浸透衣衫的汗渍，是风雨兼程中扑满脸庞的征尘，这“脏”，并非疏于管理的邋遢，而是一种深刻的“在场证明”，他的身体，就是他与生活短兵相接的记事本，每一道污痕，都是一个为家庭抵挡风雨的故事，一次用体力兑换未来的谈判，这与我后来在都市里见到的、那种为了避免弄脏双手而将一切劳动“外包”的“洁净”，形成了残酷的对比，后者的手或许白皙光滑，却也可能在生活的实质面前，显得无力而悬浮。
我们的文化叙事,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去污名化”缺失，荧幕上的父亲形象，越来越多是运筹帷幄的商界精英、温文儒雅的知识分子，或是幽默豁达的潮酷老爸，他们完美地出现在学校、咖啡馆和度假海滩，而那个在车间里一身油污、在田埂上两脚泥泞、在建筑架上满脸灰土的沉默劳动者父亲，他们的形象、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疲惫与骄傲，却在我们共同的故事里，大面积地缺席了，他们的“脏”，成了一种需要被隐藏、被解释、甚至被同情的缺陷，而非一枚光荣的勋章。
这让我想起电影《美丽人生》中的圭多，即使在纳粹集中营的极端污秽与残酷中，他也用游戏和谎言为儿子构筑了一个干净的世界，父亲的“干净”与否，从来不在衣衫，而在心灵，我的爸爸，他也许从未说过爱，但他的爱，全都浇筑在那些让双手变脏、让脊梁弯曲的具体行动里，他脏污的手，托举起的，恰恰是我得以追求“洁净”生活的全部可能。
当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在为孩子的奶粉、房贷、未来精打细算时，我才真正懂得，维持一份“体面”需要何等的代价，而那份代价，常常是以另一份“不体面”的辛勤付出为基座的，我开始珍惜起记忆中父亲那混合着机油与阳光的气息，那是责任最原始、最真实的味道。
或许,我们欠所有“脏爸爸”一场郑重的正名，他们的“脏”，是大地般的颜色，是承担的重量，是生活最结实的纹理，在这个滤镜可以抹平一切粗糙的时代，恰恰是这些“不完美”的、带着汗渍和风霜的印记，在诉说着生存最本真的力量与尊严。
下一次回家,我要用力拥抱我那头发花白、双手依旧粗糙的父亲，我会把那张他穿着脏工服却笑容灿烂的照片，认真地发到朋友圈，配上最朴素的文字：“看，这是我爸爸，他是我的英雄。”
他的“脏”，是我见过最干净、最耀眼的光。